90 五胡十六国时期
五胡十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其本质是西晋王朝崩溃后,在中国北方由多个少数民族(” 五胡 “)与汉族建立的区域性政权相互攻伐、最终走向局部统一的 “ 重组 “ 过程。
- 时间 (Time): 约公元 304 年 - 公元 439 年
五胡十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其本质是西晋王朝崩溃后,在中国北方由多个少数民族(” 五胡 “)与汉族建立的区域性政权相互攻伐、最终走向局部统一的 “ 重组 “ 过程。
南北朝是一段上承两晋、下启隋唐的漫长分裂时期,其核心叙事是北方的民族大融合与南方的汉文化固守,两者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冲突、对峙与交流中,共同为中华文明的下一次大一统注入了全新的血液与制度基因。
公元 420 年 - 公元 589 年

📌 其实地产泡沫经济崩裂后,日本先于东亚所有经济体经历了种种困境。无论是经济上的长期不景气与失业潮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冲击,还是少子化与老龄化对不同群体与行业造成的压力,何尝不是东亚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作为传统的儒家东亚文化圈的一员,日本社会在此经济下行期出现了诸如“返乡潮”“考公热”“学历贬值”“高学历贫穷”“医疗崩坏”“临时工时代”等社会现象,也诞生了“啃老族”“无缘社会”“老后破产”“女性贫穷”等社会名词。这些现象无一例外也在后来的韩国社会中出现。因此当周期的轮回指向我们时,研究这些现象形成的原因及其最终演变,对今天的我们极具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 《以日为鉴》这本书将分为5个章节,在文章叙事上将从社会失业潮、大学生毕业潮、财政紧缩危机、老龄化与少子化,社会内卷与全民出海五个维度,去讲述不同群体的决策与境遇。笔者希望以这5个维度,带领读者去了解长期困扰日本的种种社会问题的根源。
📌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人生的前20年生活在高速发展的经济中,见证了本国企业在全球市场所向披靡。他们在步入社会的前夕,感受过泡沫经济之花最鼎盛的绚烂,见证过学长学姐被大企业争抢的疯狂,也听过“创业者第一次见面就融资到10个亿”的都市传说。但就在他们对人生最充满希望,憧憬着自己作为名牌大学生步入社会的种种美好之时,却一头撞上了日本失落的30年,无止境的经济衰退让他们整个后半生都生活在低薪与失业的痛苦中。
而这就是在日本泡沫破裂后大学生们的经历!
📌 经过全民炒房热潮后,日本家庭平均负债是年收入的3.1倍,即每个家庭都透支了未来3年的收入。而地产暴跌后,银行业坏账率已经逼近5%的临界点。如果日本政府现在启动改革,必然产生大量的失业断供,此时的金融体系已经无法承担这样的坏账率冲击,这也是日本政府一开始并不愿意打破终身雇佣制的原因。
📌 1992年至1995年间,面对大学生就业的严峻形势,日本政府推出了“乡村分流”与“研究生扩招”两项举措,旨在尽量延缓大学生进入就业市场的时间,以缓解就业压力。
📌 1992年至1995年间,通过乡村分流与扩招两个措施,至少延缓了约90万大学生进入就业市场。这也为日本政府保就业争取了宝贵的时间。1995年开始,日本新增岗位数量触底反弹,大学生们的就业似乎迎来了希望的曙光。
然而看似美好的希望,却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隐患。毕竟政策只是拖延了大学生的就业时间,但最终,这批大学生还是要面对就业的现实。
📌 日本政府之所以会这么改革,一方面是因为老员工的终身雇佣已经是既定事实,既得利益群体难以撼动。更重要的是,此时银行的不良率已经超过5%的危险线。如果启动大规模裁员,企业需要支付大量赔偿金,而失业员工则可能引发房贷断供。这样一来,企业端与居民端的负债将同时暴雷。
📌 1996年,这部讲述两个东京失业年轻人的电视剧创下了30%的惊人收视率。剧中木村拓哉那句“在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的时候,就当是上天赐予的一个长假”的台词,安抚了很多年轻人的内心。要知道,在5年前,日本最火爆的电视剧还是《东京爱情故事》,那是一部讲述乡下孩子在东京打拼、催人奋进的励志电视剧。仅仅相隔5年,两部电视剧的对比就能说明当时日本年轻人心态转变之快。
📌 在1997年至2003年的这段时间里,日本社会从上到下,已经没有人再去关注大学生的处境了。毕竟,需要拯救的倒闭企业实在太多,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自然就被排在了优先级的后面。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在这5年时间里,日本政府甚至没有出台过一部专门针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法案。
📌 他们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婴儿潮时期,学生时代见证了日本80年代的经济腾飞,但却在毕业后迎面撞上90年代无止境的经济衰退。最终,他们成为日本收入最低、结婚率也最低的群体。
📌 由于无法在大城市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却又难以回到自己长大的故乡,他们被迫放弃婚姻、生育与房产,持续不断地失去,成为那批人最真实的写照。
回不去的故乡,留不下的都市,夹在城市与家乡间的漂流一族究竟是如何诞生的?
📌 1992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下跌至0.9%,高速发展的城市经济被瞬间按下停止键。增长的戛然而止,让泡沫经济时期吸纳海量年轻人就业的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即刻迎来了严重的劳动力过剩。至1993年,三大都市圈的求职总人数是岗位数量的1.46倍,即所有岗位都招聘完成也只能消化70%的求职者。
📌 当经济增长不再持续,这些青年却依然滞留在大都市圈。数据显示,泡沫经济时期仅东京一地每年就涌入超过12万青年,而随着经济下行,各大城市的青年失业率开始快速上升。
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启动了一系列举措用以分流城市人口,鼓励年轻人返乡就业,后来这些举措被统称为“日本乡村振兴计划”。根据农林省统计,整个乡村振兴计划期间总计有四百万人回到乡村就业,东京连续三年人口负增长,短时间内缓解了城市就业压力。但从后来的数据来看,乡村振兴运动仅维持了7年就匆匆宣告结束。
计划结束后,海量年轻人回流都市,此时恰逢第一章与第二章提到的日本金融大爆炸后的企业破产潮。海量返城人口与城市失业潮的叠加,直接引爆了日本2000年的超级就业危机。2000年至2003年,也被日本社会称为超级就业冰河时期,意指泡沫破裂以后日本就业最困难时期。
📌 此外,当时进行乡村振兴计划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平衡泡沫经济时期畸形的大城市过热现象与地区分配的严重失衡。当时三大都市圈对资本形成了巨大的虹吸效应,1986年至1990年,三大都市圈的资本增资达到1 000万亿,而其他中小城市合起来也才200万亿。
但从居民分布上看,三大都市圈即使算上所辐射的卫星城市,其居民占比也才略微超过40%。与其说整个泡沫经济是日本的狂欢,倒不如说是大都市的狂欢,甚至可以说仅是东京一个城市的狂欢。站在当时决策层的角度考虑,乡村振兴计划既能创造大量乡村就业,又能刺激经济增长,还能将都市圈聚集的资本驱散到地方,从而实现不同地区的再平衡,可谓一石多鸟。
但谁承想后来经济迟迟没有恢复,海量人口的持续返乡迫使政府只能不断维持基建规模,最终乡村无法承受过剩的人口,地方的财政也不堪重负,导致了后来著名的平成大合并。大合并后日本乡村一半的基层岗位消失,无数年轻人被迫回到大城市沦落为漂流一族,这个后文将会提到。
📌 后来日本社会形容:这是用混凝土将乡村重新包裹了一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全日本55%的海岸线都被混凝土覆盖。但日本当时陷入了两难抉择,如果马上停止基建,则通过基建创造的海量乡村岗位就会迅速消失,此时核心都市圈不可能承受如此多的人口转移。而如果继续采用大基建刺激则还能够延缓一段时间,以等待经济的好转。
📌 而1998年的长野冬奥会又进一步刺激了乡村旅游的投资热情,当时全社会热炒滑雪运动与冬日度假村的概念,至1998年全国仅滑雪场就有700座,几乎每个乡村都在发展特色旅游项目。而长野地区更是成为乡村旅游胜地,人口仅37.8万的长野市总计吸引了105亿美元投资,折合日元超过1万亿,成为当时乡村振兴的典范。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兰奇甚至评价:长野冬奥会不仅是一次体育上的巨大成功,还是一个小城市的经济发展机遇。
但笔者需要强调,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本质上还是在房地产信贷持续萎靡的情况下,为了刺激经济投资,民间资本与政府资本共同参与的结果。但只要有债务,就必然要偿还。不过这个话题我们稍后再说,先说说这轮乡村旅游投资取得的成就
📌 但我们不要忘记了:“命运给你的礼物,其实早就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要知道整个日本的返乡就业潮都是建立在巨量的基建投资与海量民间资本之上的,其中很多岗位都是通过人为创造出来的,一旦投资停止这些岗位就会迅速消亡。1998年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冲击,日本迎来了泡沫破裂以后最大的破产潮,日本政府被迫超发海量债务用以拯救城市中倒闭的企业。
📌 还是以长野为例,这个因为冬奥会盛极一时的城市,在冬奥会结束后的第二年,就因为庞大的债务问题迎来了巨大的经济滑坡。1999年长野的制造业以30%的速度下降,211家企业宣布破产,下降速度创造了二战以来地方经济衰退的最高纪录。冬奥会后,海量投资的餐馆与酒店更是空无一人,此后长期的债务问题让长野一度成为因举办奥运会濒临破产的城市之一,后来更是有了“长野的诅咒”一词。但有严重债务问题的,又何止长野一个地区。
📌 2000年以后,日本在短短7年时间将原有的3 200个乡村合并缩减至1 700个,同时47%的地方基层机构也在此轮合并潮中消失。根据日本官房厅统计,大合并完成后,全国仅人事支出一项每年就减少了1.8万亿日元,由此可见此轮合并潮中减少的基层岗位数量。
📌 此时的日本城市就业市场,别说高薪的工作了,就是正式稳定的工作也是寥寥无几。在超级就业冰河时期,日本的劳务派遣市场规模每年上涨30%,而这批回到城市工作的年轻人们大多都是从事这类低薪且不稳定的派遣工作。据《日本经济新闻》2002年的报道,平成大合并后的返城者,部分甚至在从事便利店员工这样的低薪工作,要知道他们很多人曾经都是名牌大学生,可如今回到城市却只能从事这样低薪且没有前途的工作。
📌 后来这些出生在非一线城市,生活在东京却只能靠打零工生存的年轻人,被日本社会称为漂流一族。2006年随着NHK纪录片《穷忙族》的播出,以这群人为原型创作的《工作漂流》与《中年漂流》,成为日本的系列畅销书。由于无法在大城市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又难以回到自己长大的故乡,他们被迫放弃婚姻、生育与房产,持续不断的失去,成为那批人最真实的写照。
可以说从时代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小镇青年通往大城市的最后一代人。在他们之前的一代人已经完成了在大都市的原始积累,而在他们后一代的人已经充分意识到大城市生存艰难,从而主动选择了平淡的人生剧本。
📌 据厚生劳动省统计,行业就业峰值时,全国出租车总就业人数达到34万人,成为日本城市就业的一大蓄水池。
新的运输管理法实施后,出租车从业人数持续增长,至2009年达到历史最高峰,较2002年增长了22.3%。出租车辆增长速度是此前就业冰河时期的1.8倍。由此可见在出租车门槛放开的第7年,出租车蓄水池将达到极限。
但需要强调的是,之所以日本出租车行业规模在增长22%以后就陷入停滞,最主要的原因是过量从业者的涌入,导致收入降至难以维持生计的程度。那么收入下降到哪个程度,出租车蓄水池就会达到极限?
📌 经济增长时期出租车司机收入水平(1989年前)
以东京都市圈为例,1989年的泡沫经济时期,出租车司机与东京全口径平均收入比高达0.9,而全口径中还包括了东京大量科技金融业高薪职员。因此泡沫经济时期的出租车司机是标准的城市中产,其收入能够达到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
就业停滞时期出租车司机收入水平(1990—2002年)
但从1990年泡沫破裂后,由于消费降级,民众用车需求减少,出租车司机收入也相应减少,至1999年出租车司机与东京全口径平均收入比降为0.73。虽有降幅,但相比较失业,此时从事出租车司机仍然是一个收入稳定的选择。其收入水平依然高于货运司机。
从业限制放宽时期出租车司机收入水平(2002年以后)
从2002年放宽出租车从业门槛以后,随着海量出租车司机涌入,出租司机收入迅速降低。最低点出现在2009年,出租车司机与东京全口径平均收入比暴跌至0.54,即收入仅有城市普通居民平均收入的一半。
📌 在这种美好的生活下,日本生育率开始一路高涨,1971年日本总和生育率达到2.16,即每对夫妇都会生育2个以上的孩子。那么这个数字有多高?在泡沫极盛的1989年这个数字是1.57,在超级就业冰河时期的2003年这个数字是1.29。低廉房价、高涨的收入与繁荣的经济成为日本最好的“催生药”。
📌 当时进入大手企业的面试门槛只有一个,必须是一名大学生。面对如此巨大的诱惑与不足4成的大学升学率,日本发挥了儒家文化的核心技能“内卷”。1970年开始,日本教育市场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内卷化状态。其实当时的教育内卷,除了要争夺大企业工作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日本青少年正面临史无前例的“升学淘汰压力”。
简单来说,日本此时的年轻人太多了!本就珍贵的教育资源变得愈加稀缺。
当时日本教育体制仍然实行初高中升学考试,孩子们从小学开始就面临升学考试。由此也衍生了一个名词—“落ちこぼれ”。字面意思是“掉队者”,实际指的是那些无法跟上学校课业的学生。
1970年开始,东京地区优质私立初中,每年的申请人数都在录取人数的20倍以上。
今天回头看,日本家长对于子女教育的焦虑程度远比我们想象的严重,60年代至80年代日本是标准的学历社会意识形态,也就是大学层次直接决定了以后工作的优劣
📌 学历社会中,一旦在学业考试上落败,基本等同于一辈子都毁了。在这样焦虑的心态与恐惧孩子失学的背景下,家长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抢夺进入白热化状态,而教培行业的爆发式增长就是这种焦虑最好的体现。
📌 父亲即使工作再忙碌,到这个考试季,上司也会让他们早早回家,辅导孩子的功课。整个社会,从社区的小商店,再到忙碌的办公室,再到会议时的闲暇,话题都围绕各自孩子的学习进度,探讨着不同学校的考试动态,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对这场考试的重视与关切。
而在大学考试成绩公布后,人们往往容易听到两种消息,一种自然是榜上有名的喜悦,另一种则是孩子接受不了落榜而自杀的惨剧。由于70年代,日本大学考试不会将成绩寄到家里,而是会张贴到特定的地区,因此看完榜单往往就知道是否考上。于是,日本社会形成了一种潜规则,那就是只能由父母代替孩子去看榜,因为担心孩子经受不住打击,在看榜回家的路上选择自杀。
📌 高失业率、啃老族、御宅族在90年代就是离经叛道的代名词,毕竟80年代的昭和[插图]男儿们毕业就能去大手企业工作,过几年就能买车买房。怎么到了平成时代,年轻人就成了啃老族和御宅族,找不到工作天天呆在家里。“这一定是他们的问题,而不是这个时代的问题,是他们不够努力!”于是“不努力的70后”成了90年代的社会热词,如今稀松平常的御宅一族,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可是大逆不道。因为现在的日本家长知道,孩子找不到工作是因为大环境不好,此外经历了30年经济下行期的他们,早已对孩子没有那么高的期望了。但当时那批长期沉浸在鸡娃氛围中的家长们可不这么觉得:这都是因为孩子不够努力,只要他努力上进就一定可以找到工作。父母们按照年少补习时的路径依赖,不断给孩子
📌 们打鸡血,教导他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于是这群70后陷入了自我证明的恶性循环,一方面父母与社会告诉他们努力就能成功,而另一方面自己明明努力了这么久却一点正反馈都没有。明明有好的学历却找不到好工作,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使得他们既难以获得社会的理解,也无法与自己达成和解。在泡沫经济破裂的头10年(1991—2001年),他们长期处于社会的质疑声中。1997年开始,日本青年自杀率开始飙升,至2003年翻了近3倍,此后青年自杀人数常年保持高位。当时三十来岁的年轻人没有工作、付不起房租、流落街头是一件很常见的事。而出于自尊,他们既不愿意求助父母,也很少申请政府救济。他们选择把一切的失败归咎于自己,再也没有与自己和解过。但却无人告诉他们:其实不是他们错了,而是社会病了
📌 我的父母就是废物”,今天的中文互联网开始流行“生物父亲”“废物开局”等词语,其本质上是一种对原生家庭的不
📌 满,是孩子对自己原生家庭财产情况的不满所衍生出的亚文化。而在十几年前类似的文化曾经风靡日本青少年,而孩子们所恨的,正是就业冰河世代的父母们——也就是那批少年时活在补习高压中,青年时活在就业困难中的70后们。
📌 2007年日本电视剧《父女七日变》上映,这是一部讲述47岁的父亲与16岁的女儿灵魂互换,互相了解对方的生存境地,最后互相理解的故事。而这部电视剧的创作背景,正是当时日本子女仇恨父母最严重的时期。
📌 从1994年至2004年的10年间,大学生起薪增长不到10%,增长率甚至仅有同时期高中毕业生的三分之一。这导致大学生与高中生的工资水平被迅速拉近,社会开始出现大量的低薪白领阶层。后来这种学历快速贬值的现象,被日本社会称为“学历崩溃”,最终与“中产崩溃”以及“金融崩溃”,统称为“平成三大崩溃”。
📌 在学历大幅度贬值以后,社会开始不再相信学历的价值。2024年全日本甚至仅有45万人参加高考,创下近30年历史最低值,高中生愿意参加高考的比例已不足50%,其就业市场更是呈现低学历化。
📌 1968年至1977年本就是日本的生育高峰,婴儿潮必然带来大学生就业潮。而过量的大学生供应恰好遇上了日本就业冰河时期,学历贬值几乎是必然现象。至1999年日本大学生月平均工资为19万日元,5年仅仅增长了3 000日元。同时期日本初中毕业生月工资都增长了2.3万日元,由此可见当时日本学历贬值的速度。
📌 2007年电视剧《派遣员的品格》拿下了当年收视冠军,这是日本第一部揭露残酷派遣制度的电视剧。剧中女主角大前春子所信奉的,必须让自己强大到极限,掌握所有技能才能不失业的信念,其实就是派遣制度对人性摧残的象征。要知道女主角是日本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又在大银行工作过,但是因为银行破产失业,就沦落为一名派遣员工。可以说劳务派遣的市场化彻底完成了对日本学历贬值的致命一击。
📌 回望这批高学历者,他们是日本精英教育的最后一代人,从小接受“学历等于一切”的观念。他们也是日本鸡娃教育最严重的一代人,父母告诉他们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因此他们选择将自己的人生押注在教育上。然而当他们踏入社会后,却发现自己用尽前半生换来的文凭,在泡沫破裂以后飞速贬值。
📌 其实,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也进入了学历社会阶段。其大学生录取比例,工资涨幅都远高于同时期的高中毕业生。一般认为,一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时期,比较容易出现学历型社会。
📌 根据《文凭社会》一书,其表现形式为:①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位,工作职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在水涨船高;②当有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某一教育文凭或学位时,文凭在求职过程中的含金量越来越低。
📌 回望这一代扩招的硕博学生,他们一度是日本90年代最优秀的一群人,在失业潮的洪流中艰难上岸,又在高压环境下成功毕业。但个人的努力又怎能敌过时代的洪流。最终他们的命运只能随着日本经济的持续衰退走向沉沦。2010年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企业与科研机构开始逐渐恢复对科研的投入。此后研究生就业率开始回升。但起薪基本已经与本科生保持一致。2020年以后由于经济的持续向好,日本社会开始释放大量研究生与博士招聘需求。2024年日本再次提出博士扩招计划,这一次政府希望在20年间将博士人数增长2倍。
📌 如今的博士课程已经沦为职场学历镀金的场所,社会普遍认为只有找不到工作的人才会去读博士,而这种现象被称为“博士離れ”(博士远离),意指博士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长期面临就业率低于本科生的困境。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科学立国”战略失败以外,从1996年开始的博士扩招政策也在推波助澜。那么博士的政策究竟是如何演变的,又是如何导致博士远离现象?
📌 但该计划却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大量博士无法对口就业。由于只强调就读人数与毕业人数,各大高校在扩大招生规模的同时,并未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和就业环境的变化,将扩招重点放在了当时所谓前沿的脑科学与超级材料领域(因为同年日本推出前沿工程计划,研发总投入达到14.4万亿日元),产生了大量“無駄博士”(无用博士)。许多所谓前沿领域的博士不得不接受低薪、非专业对口的职位,不仅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也造成了博士的严重过剩。而同时期日本政府也忽视了对于博士就业的配套的制度以及经济支持,甚至还在其中火上浇油。1997年颁布了《大学教师任期法》,开始在大学中推广任期制,大学将退休教师的岗位回收并进行削减或重新分配的现象增多,博士留校难度也加大。
📌 日本的全民考公热——回顾日本全民考公的30年:从狂热到寂灭
📌 经济下行期,公务员报考人数大幅增加并非新鲜事。因为日本、韩国都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下行期,迎来了全民考公浪潮。90年代日本青年失业率一度超过10%,把公务员当作经济不景气的职业避风港,成为当时很多日本人的选择。但回头来看,日本的考公热潮只维持了10年左右,就逐步消退。2023年日本公务员报考录取比例已经降为1:3,录取难度创下30年来新低。现阶段日本公务员的录取难度已经降低到与中小企业相等。
📌 但当泡沫破裂失业潮来袭后,公务员因为稳定的特性被捧上神坛,大学生们将其称为神的职业。1995年日本公务员报考人数总计达到65万,是泡沫时期的两倍还多,几乎与当年高中学历以上毕业的人数持平。无论是本科生、研究生还是博士生,他们毕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备考公务员,就连日本第一学府东京大学的毕业生,也以成为一名公务员为荣。而2024年,日本公务员报考率甚至低于泡沫经济时期。让我们从泡沫年代开始,逐一回顾这场考公浪潮。
📌 这还只是中等企业的标准!大手企业则更加慷慨,日本股市上涨最快的80年代后期,每年四大证券公司(野村、大和、日光和山一)的年终奖都会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盛传野村证券的中层干部可以有超亿元的奖金。而同样作为当年大热的房地产行业,发起奖金也毫不手软,1989年西武集团普通职员的平均年终奖达到500万日元,中层干部基本能达到千万级,稳坐日本房地产企业第一。而丰厚的年终奖也让从业者可以实现“一万日元打出租车,十万日元喝酒”的美好生活(注:按1989年日元汇率,10万日元约合12 000元人民币)。
📌 那么当时日本公务员可以带来什么?在工资方面虽然从1973年开始,日本人事院就提出增加公务员待遇,但到了1989年日本地方公务员的普遍薪酬还只有500万日元(含奖金),与民间企业算上年终奖后的待遇,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国家公务员虽然略高一些,能够达到600万日元,但要知道能成为国家公务员的可都是来自顶级名校的精英。而在泡沫经济时期,顶尖名校学生就是被全社会企业热捧的存在,又怎么会看上这一点点薪酬。
📌 全民考公时代到来—地方公务员的美梦随着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大量的企业倒闭,日本年轻人失业率空前高涨。1991年世界市值第一的证券公司野村证券宣布冻结招聘,同时地产的暴跌导致房地产企业进入破产倒闭潮。这时候别说招聘大学生了,老员工不失业已经是万幸了。泡沫经济时期,日本金融地产行业是全社会盈利最多、产生富豪最多、工资最高的超优质行业,海量社会精英涌向金融行业,当时这两个行业的总从业人数接近1 000万人,相当于全国总劳动人口的六分之一。而伴随着这两个行业的暴雷,失业潮也随之而来。
📌 当时就连在婚恋市场上,一句“我在考公务员”,也会给异性留下积极向上的好印象。但你以为稳定才是全民考公的原因吗?其实高工资才是当时公务员受追捧的原因。泡沫破裂后的前三年,日本政府采取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新增国债进行公共工程投资以刺激经济,即所谓的大基建。1992年至1995年间,日本政府总计实施了6次大基建计划,新增超过40万亿基建项目,基建支出一度占到财政总支出的23%。
📌 而在庞大的基建投资刺激下,各地出现了类似“县城婆罗门”的说法,他们称之为“农林公建党团”,大量依附在基建产业链上的地方公务员赚得盆满钵满,在利益刺激下,日本许多名校学生扎堆报考地方公务员。
📌 90年代初还是人生胜利组的地方公务员,瞬间就陷入了工资发不出的困境。而1998年也成了无数日本公务员人生的分水岭。屋漏偏逢连夜雨,日本政府在1999年后启动了第二轮财政改革,直接指向日本现行公务员体系。由于公务员长期占用大量财政预算但产出明显偏低,再加上当时社会对于公务员的尸位素餐多有怨
📌 而对于社会精英来说,公务员更是成为性价比非常低的工作。2012年至2022年,入职日本中央政府(霞关)的东京大学毕业生减少了60%。同时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民间企业与公务员薪酬待遇再次被拉大。一个有趣的例子是,2022年日本金融厅开出1 000万日元的年薪,和企业争抢IT人才,而同类型的岗位在大手企业是2 000万日元以上。2020年后,日本连续3次上调公务员待遇,只是新世代已经无人报考公务员了。
📌 1992年至2002年,是日本医疗史上的黑色10年,由于医疗体系遭遇经济衰退后的医保紧缩,以及老龄化加速后的病患暴涨叠加,最终导致医疗事故与医患矛盾案件层出不穷,医生群体出现大规模离职潮。后来这段时期也被称为医疗崩坏时期。
📌 此外,这轮医生不足还催生了另一个社会矛盾,由于公立医疗资源被老龄人口占用,青年患者反而无法得到及时救治。这给当时已经十分对立的代际矛盾,火上浇油
📌 1997年日本发生著名的医药造假事件,千亿营收巨头津村顺天堂被查出因造假致22人死亡而宣告破产。但当时医生即使知道药品质量很低却无能为力。大量病人沦为低成本医疗的牺牲品,2000年全国620起医疗事故中,超过60%都与过度控制费用有关。
📌 有1.1万名医生从公立医疗体系辞职,不满当时医疗制度是离职的主要原因。2006年,电视剧《医龙》爆红日本,这部剧讲述天才医生龙太郎以一己之力对抗医院系统,不顾个人利益帮助患者的故事。该剧揭示了廉价医疗对社会的伤害,其中多数医疗事故都取材于真实案例。而其中对医生应当不畏强权的呼唤,更是体现当时社会对医生的期望。但医生不是神,《医龙》也只能是一部热血电视剧。现实中的医生如何能够对抗整家医院?在当时费用管控的背景下,如果医生不顾一切地为患者治疗,那么他大概率无法升职甚至会被医院所排挤。后来媒体评价,控费改革的本质是将财政困难强行转移给医生和患者群体。而在这种制度下双方其实都是牺牲品。
📌 当时处于失业潮期间,社会戾气极重,媒体将医生渲染成所谓的“人生胜利组”,认为他们依靠财政不需要担心失业,这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医生的仇恨。而这也是为何短短5年间,医疗纠纷数量就增长了10倍的原因。
📌 日本泡沫经济刚刚破裂后的1992年,全社会出现了一种职业选择论调,即日本以工业立国,是工程师的社会,经济下行不影响理工科人才的发展。同时金融地产泡沫破裂,所以文科生将很难找到工作,因此建议大家都学工科别学文科。但30年以后回头看,这一论调错得离谱。
📌 1989年日本仅房地产一个行业就短缺300万人。一边是金融地产年薪千万,一边是在传统制造业企业工作十年可能都达不到千万的薪酬,大学生怎么选已经不用给出答案。泡沫破裂前,日本最受大学生欢迎的10家公司中,只有4家属于广义上的制造业,但其实都来自半导体、消费电子等行业,因为只有这些行业的薪酬才能和金融地产相媲美。
📌 1988年日本科学技术厅认为:“时下学子好逸恶劳,不愿终身浸泡于实验室,埋首艰深的理工学科,并认为理工学科既不浪漫,又缺乏自我表现空间。”甚至连理工科毕业生也不愿进工业企业谋职。这一趋势在日本顶尖大学中更加明显,东京大学和东京工业大学希望到企业生产现场的毕业生比例已从1960的12%,下降到1990年的3%。这就是日本第一次理工科劝退潮。那
📌 然而在需求端,日本大量的中低端制造业被中国产能替代,本土市场岗位需求减少。由此导致了日本工程师从业人数大于市场的岗位需求。
📌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全民出海元年的1994年,日本每周工作超过60个小时的工程师占比仅有13%,但到了2004年已经增长到19%。日本工程师每周加班时长为10.7小时,而同时期美国仅为0.7小时。在薪酬待遇上,日本累积加班后平均时薪仅为美国工程师的40%。比低薪加班更可怕的是,很多工程师都是在1980年以后进入该行业的。虽然享受了几年行业红利期,但也背上巨额房贷。因此90年代的他们几乎成了低薪加班与高额房贷的代名词。又由于本土工程师不敢轻易离职,因此只能选择通过不断内卷来保证不失业。自此日本全民又出现了新一轮的工科劝退潮。
📌 恰恰相反,由于此后20年间日本制造业出现严重分化,以至于两个相同专业的毕业生也可能因为选择了不同产业类型,一个长期面临失业,一个则过上了中产的生活
📌 1994年(出海政策启动元年)至2012年间,日本高端制造业占制造业总产值的比例从48%增长为65%,其中电子、汽车、机械三大产业增长最快,中低端产业(除食品行业以外)均出现两位数以上的产能下滑。换句话说,日本泡沫经济后的全民出海潮,本质上只利好了高端制造业,使其工程师们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 这消失的4万名中低端制造业从业人员,或许只是统计部门眼中宏观产能结构调整中的一个冰冷数字,甚至被视作日
📌 本产业升级成功的注脚。但在微观上,可能就意味着4万个失业的家庭。更为严峻的是,日本工业领域工程师需求与供给错配问题直到今天还未能解决。根据2023年《日本经济新闻》统计的就业数据显示,所有非制造业招聘需求增加8.2%。但日本全制造业的招聘人数仅仅增长5%,其中高端制造业增长比例依然是中低端的2倍以上。对于一个90年代步入社会的应届工科毕业生而言,若不幸选择了一个错误的制造业类别,那么按照统计部门的数据来看,他大概率要走完低薪且内卷的30年。看似美好而稳定的制造业,在全民出海引发的行业分化下,成了最大的职业陷阱,或者成了选择大于努力的具象化缩影。
📌 而吉村局长更是成为这次改革的先锋,他在日本最家喻户晓的故事就是,为了说服当权派政治家,他不惜藏在首相轿车的后备厢里潜入首相宅邸,竭力推销自己的医药抑制政策,甚至留下了一句名言“为匡正医疗费的现状,甘化鬼做蛇”。
📌 随着退休潮的到来,缴费人数将进一步减少,而使用医保的人数却将持续增加。当时厚生省预计如不尽快压缩费用,最晚到2004年国民医保的赤字金额就将突破一万亿,困扰日本社会此后十余年的社保危机被正式引爆。
📌 于是,部分药企为了盈利开始使用劣质的原料。在此背景下,坚持生产品质的良心药企反而会因成本过高而面临亏损,全行业形成了一种畸形的劣币驱逐良币态势。但劣质的原料又怎么能生产出优质的产品!药品质量危机开始爆发。
📌 药品危机时期从1996年开始,重大的药品安全事故就以一年一件的频率冲击着全日本国民的神经。而其中最著名的当数“绿十字大丑闻”,当时日本最大血制品生产商绿十字公司为压缩成本,长期使用未经灭活处理的血液原料,导致超过1 600名患者不幸感染HIV。在案发时已经有600名患者不幸去世,最终该案以厚生省生物制剂负责人松村明仁的被逮捕收场。这就是险些摧毁整个日本医药行业声誉的平成艾滋药害事件
📌 由于该事件的影响过于恶劣,FDA甚至一度计划停止日本所有的新药申请。当时全社会早已对药品质量深感不满,绿十字丑闻发生后,日本民众对药品信心降低至冰点,甚至出现了所谓抵制本土药品的运动,大家宁愿自费购买进口高价药品也不愿意再使用本土药。最终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厚生省于1998年首次向全体国民道歉,并于办公大楼前立下誓言碑,宣布要尽最大努力确保药品的安全性。
📌 据统计,在大停滞的5年间,总计破产企业超过300家。而在新药研发领域,当时前十大药企的研发总和,甚至没有超过美国辉瑞一家公司。这简直让人难以想象:这还是那个80年代曾经无比强大的医药帝国吗?
📌 逆转颓势的产业。小泉纯一郎是日本第八十七至八十九任首相,在任时长位居战后首相第三位,近二千天。在他接手首相之位时,日本正处于泡沫破裂后经济衰退最严重的时期,超级就业
📌 坏、大学生失业潮是那个时代的注脚。而在他卸任之时,他给了日本一个“小泉景气周期”,这也是泡沫破裂后日本首个经济景气。这位被称为铁腕改革者的政治家,几乎重塑了日本的政治与产业生态,为安倍晋三时代的“经济三支箭”打下了基础。但他也摧毁了许多日本社会难能可贵的价值观。派遣社会、无缘社会、漂流一代、格差社会与老后破产已成为他的继任者最为头痛的一系列问题
📌 日本医药最大之耻辱的兰伯西并购案。当时日本十大药企之一的第一三共集团,以46亿美元的高价收购印度第一大仿制药企兰伯西公司,但事后却发现这竟是一场惊天骗局。由于没有对公司进行详细调查就完成收购,接手后才察觉作为印度仿制药的龙头,兰伯西竟长期将品牌药装进仿制药胶囊以欺骗检测。收购后不到一年,兰伯西就遭到FDA的突击检查,被永久禁入美国市场。而这起失败的并购案最终让日本药企承受了近4 500亿日元的直接损失。这场匪夷所思的跨国并购,恰恰反映了日本在医药危机中“病急乱投医”。
📌 日本在21世纪老龄化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医药费却没有大幅度增长,又实现了新药研发能力大幅加强,可以说引导民众使用仿制药的这套循环可谓功不可没。
📌 而第二医生体系就是在医生与患者之间加入润滑剂。2006年药剂师改革后,增加了临床学习课程。同时对药剂师充分放权,药剂师在配药前会仔细审核医生的处方,对照患者的病历和检验数据,判断处方的合理性。如果发现问题,他们会及时与医生沟通,调整处方,从而确保患者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而这套制度最大的作用,就是在原有的医生与患者之间建立一座新的沟通桥梁。由于药剂师的存在,患者在遇到药品问题后,第一反应不再是前往医院,而是先与药剂师沟
📌 通。同时政府将仿制药与原研药的选择权利也一同交给药剂师,通过指导患者根据自身经济状况选择服用仿制药还是原研药,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用药自主权和经济负担的平衡。政府对药剂师进行一定的仿制药补贴,如果患者使用仿制药,药剂师便能获得一部分收入
📌 2003年日本人的平均寿命达到81.9岁,位居世界第一。在老龄化与财政压力的双重挑战下,日本政府不得不进行了自197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医疗改革,推出了沿用至今的两大制度——国民护理保险制度与DPC (诊断群分类)支付制度。改革的第一年,日本国民医疗支出已经达到33万亿,但在深度老龄化近20年后,医疗支出才刚刚达到44万亿。这场改革的功劳不可谓不大。
📌 过去的日本医疗体系是精英培养制度,将所有的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大学,该制度下优质医生全部集中于头部医院,导致大医院每天患者爆满,社区医院却无人问津。但多数老年病患者其实并不需要精英医生诊疗,而社区医院可以实现就近诊疗
📌 当然不得不承认的是,在医生走向大众化的过程中,会降低一定的医术水平,但却大幅度提高了社区医疗覆盖。老年患者可以实现就近医疗,将大医院真正交还给有需要的急症与重病患者。可以说这是一场以牺牲医生质量为代价,换取全民医疗覆盖的普惠性改革。如今该制度已经成为众多国家在面对老龄化时,医疗改革的参考典范,而在日本,这一改革则被视为走出老龄化冲击的开始。这一改革的本质仍在于缓解医生紧缺问题。那么,具体是如何通过政策执行来改善这一状况的呢?具体来说,主要从两个方向着手:一是压缩老年病床的医生配置比例,二是扩大社区养老容量。
📌 其实DPC改革计算方式极为复杂,我这里只是做个简单的叙述。这套模式最大的意义在于,日本原先的老龄患者与医院利益模式被打破,过去老年患者与医院是利益共同体,患者长期使用病床,而医院可以无限制获得医保付费。但在DPC模式下,两者变成了利益的对立面,因为只要患者可以提前出院,医院就能获得额外的奖励,因此医院会想尽办法提高病床的使用效率。
📌 但效率至上的代价是什么?厚生劳动省统计DPC试点期间,从2003年至2008年,日本患者再入院率与术后并发症率明显提高。2008年在初期试点的144家医院中,再入院率与术后并发症率都提升约1.5%。可以说DPC改革虽然降低了医疗费,但在术后健康方面却打了折扣。因为大量患者并没有经过充分的休息就被安排出院。根据厚生劳动省2023年的报告,DPC改革试行的20年间,日本患者死亡率也没有明显降低。要知道这20年是全球医学发展最快的时期,由此可见DPC对日本居民的健康水平其实存在负作用。
📌 但我们依然不能否认DPC制度对日本医疗体系的价值,某种意义而言,它不仅拯救了日本的财政,也尽可能提供了较为稳定的医疗服务,并且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治疗水平。这也是如今日本医疗在如此有限的经费之下,依然能在世卫组织评比中长期占据世界排名第一的原因。
📌 在这一轮再造日本中,有大量的企业与民众选择出海,从而赚取了大量的海外利润。“失落的20年”下的日本经济显然并非一无是处,否则如何解释日元购买力及其债务信用的长期稳定呢?
📌 泡沫破裂后,内卷与出海两条路怎么选泡沫破裂以后,日本庞大的内需消费市场快速消失,全社会从消费型社会转为储蓄型社会,市场陷入同质化竞争状态。自此日本进入恶性内卷的环境,并开启了职工失业潮与企业破产潮。根据1992年日本大藏省统计,在仅有1亿人的日本狭小市场中,所有行业的规模企业数量均超过10个。日本当时国内最大问题便是,所有行业无一例外都陷入恶性内卷!
📌 事实上,90年代后日本除了大企业外,能做大的企业只有三类,第一类是消费降级型企业,典型的就是优衣库;第
📌 二类就是隐形冠军,典型的就是基恩士;而第三类就是出海抢单的非制造业企业。
📌 而2000年后,除了两家金融企业以外,大多是工业、服务业、消费品、医疗、电子企业上榜。而在泡沫经济时期日本薪酬最高的岗位几乎都来自金融行业。2000年以后,飞行员、医生、记者、注册财税人员、教师、研究员、工程师成了收入最高的一批人。可以说日本的行业变革也带动了一代人择业选择的变更。泡沫破裂后,日本社会就业选择从超高薪转向稳定再转向多元
📌 最好的例子就是海信、海尔打败日本企业的故事。而对于中国来说,制造业出海的黄金10年,我认为就是2024年到2034年。事实上,纵观美日德的出海历史,制造业虽然一直是所有国家出海的领头羊,但产能壁垒却也是最容易被突破的。
📌 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现象?其实日本在90年代也遭遇了美国的贸易打压,美国对日本本土生产的产品增加关税,大量的日本大企业被迫在海外设置独立子公司,将生产与供应链转移到海外规避关税。在2002年日本产经省的统计中,超过8成的出海企业都采用海外独立子公司运行。这些独立的子公司在当地培育了大量的供应链与上下游服务企业,催生庞大的市场与人才需求。
📌 当下的中国制造业高度内卷已经是行业共识,笔者因为工作原因,近两年多次来往东南亚等国,却又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些东南亚国家对于中国产业技术人员的渴望。可以说这种对技术的渴望像极了90年代的我们,在本国已经高度内卷的工程师们,又何尝不是海外市场眼中的香饽饽。
📌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95后的出海意愿则断崖式领先于其他年龄群体。统计数据显示,该群体的出海意向度超过75%。以猎聘海外岗位投递数据为例,95后群体的投递量是全年龄段平均值的4倍。
📌 2024年海外人才需求排名第一便是技术工程师。另一方面,我前面说的海外运营人才的紧缺,也正是海外中国企业开始本土化改造所催生出的需求。
📌 当前中国正呈现高度相似的态势:2024年上半年,我国上市公司海外收入在去年两位数增长的基础上再创13%的10年峰值,但国内收入却出现10年来首次负增长。目前我国境内外收入增长差已经达到14%,非常接近日本当年全面出海潮启动的阈值。而这种“内需收缩—外需扩张”的态势,也成为刺激企业今年大规模出海的原因。因此我国大规模出海的机遇期很可能已经形成,而2024年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出海元年。
皇帝的庙号是一套基于儒家祖先崇拜的追谥系统,旨在定义一位皇帝在其王朝宗庙(太庙)中应享的祭祀地位和历史评价,其核心逻辑是通过 “ 祖 “ 与 “ 宗 “ 的区分来判定其开创之功或守成之德。
在深入庙号之前,我们必须先厘清皇帝的几种主要 “ 称呼 “:
唐朝(618-907)是中国历史上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被广泛认为是中华文明的黄金时代,它以空前的开放包容、繁荣的经济文化和强大的国力,深刻塑造了整个东亚世界的格局。

📌 明朝入援朝鲜,是所谓“万历三大征”的第二役。第一役是平定西北边境要塞宁夏的兵变,从前的蒙古降将哱拜试图勾结草原势力,某种程度上复兴蒙古帝国。第三役是平定世袭土司杨应龙发动的西南夷叛乱。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将万历三大征贬为晚明文人的“历史虚构”
📌 任何近代早期军事史的研究者都懂得,有能力在任意距离上动员、装备和供给如此庞大的军队,足以显示高水平的军事和行政效能。此外,朝鲜和日本的史料记载并未将明军斥为一无是处、技不如人,相反的说法倒是不少,尤其是关于明军火器的威力。
📌 同样,一手史料也表明,应该重新审视万历帝的个性及其统治。明末以降的流行见解认为,万历帝贪婪、懒惰、吝啬、任性,沉溺后宫美色,不理政事。事实上,《明史》编纂者断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后世历史学家,深受几乎普遍贬抑万历帝的史学传统的影响,往往不加批判地重复这一论断。
📌 其实埋藏了数千只从中国人和朝鲜人头上割下并腌好的鼻子,这些鼻子被从朝鲜送回日本,献给丰臣秀吉(1536—1598),当时的日本统治者,也是1592—1598年第一次东亚大战的始作俑者。在日本,首级通常作为论功行赏的证据,但是首级又大又沉,不便船运渡海,日军只好割掉被杀之敌的鼻子送回国内,以满足“关白”对那些拒绝臣服者的报复欲望。秀吉的士兵奉命每人上缴三只朝鲜人(或中国人)的鼻子。尽管现代研究者的估算互有出入,一般认为,最终运回日本的鼻子约有100000至200000之数,有些朝鲜俘虏虽被割掉了鼻子,却侥幸活了下来。
📌 2004年至2005年,韩国的电视台播出了一部传记史诗剧,档期长达一年,展现了韩国最伟大的民族英雄李舜臣(1545—1598)的生平,他立下了救国于危难的大功。20世纪70年代,韩国各公立学校都立有李舜臣的雕像,既为激发爱国主义精神,也为展示政府保卫国家、抵御北方威胁的坚定决心;一座李舜臣巨像,守卫着通往首尔总统官邸的大道。首尔的众多纪念品商店,摆满了李舜臣的锡像和著名的龟船模型。游客甚至能买到印有李舜臣肖像的酒杯,或印着龟船图像的香烟盒
📌 这场战争—我更愿意称之为第一次东亚大战—尽管在东亚区域历史上影响深远,但在东亚之外鲜为人知。即使在中国,对这场战争的理解和认同也远不如韩、日(本书将要讨论其原因)。甚至,如何命名战争也颇有争议。在韩国,一般称之为“壬辰战争”或“壬辰倭乱”(壬辰就是1592年,当时东亚通行的中国干支历法中,这一年是水龙年)。日本人通常称之为“秀吉的朝鲜侵略”或“文禄—庆长之役”(即1592年和1597年的战役)。德川(1603—1868)和明治(1868—1912)时期的日本史书通常将这场战争称为“征韩”或“征伐”。在中国,这场战争被称为“援朝鲜”或“东征”
📌 这场冲突波及范围之广,甚至使得中国学者李光涛称之为东亚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这难免过甚其辞。出于某些原因,我更倾向于把这场冲突称为第一次东亚大战。
📌 不出所料,在19世纪和20世纪,中、朝、日三国都出于民族主义目的利用了各自对这场战争的矛盾记忆。明治时期的军国主义者在推动日本在国际地缘政治舞台上的崛起时,宣扬征韩之“未竟大业”。1910年,朝鲜被新兴的日本帝国正式吞并,朝鲜总督、后来的日本首相寺内正毅指出,吞并朝鲜意味着最终完成了秀吉未完成的伟业。日本殖民统治者后来还占据并重建了16世纪留下的一些倭城,将之转化为帝国的政府建筑。朝鲜战争英雄和烈士的雕像常被推倒或移除,有时甚至代之以日本将领的雕像。
📌 1931年,日本人重建了丰臣秀吉的大阪城,正是在这一年,日本侵略东北,扶植伪满洲国,挑起了冲突,并迅速升级为“大东亚战争”和太平洋战争
📌 在中国,对这场战争的记忆欠少些鲜活。由于种种原因,这场战争在中国的知名度远不如在韩国或日本。首先,此战才过数十年,明朝便步入衰落。不到二十年,明朝第一次惨败于新兴的后金,这个政权最终在1644年征服明朝,建立了清王朝。清朝急于为自己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辩护,将明朝描述为积弱、颓废和腐败的政权,对于显示明朝军事强权的证据一概掩盖或漠视。
📌 将明朝的崩溃归咎于皇帝,其次归咎于那些据说既无能又自私的武官。万历帝最看不惯文官的勾心斗角、假公济私,于是他就成为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之一,然而,当时的朝鲜人在汉城(首尔)却为纪念他而修建了一座祭坛。因此,同时代人和17世纪的学者把万历帝的功绩,尤其他在16世纪末(其统治巅峰期)取得的军事成就一笔勾销。认为万历帝应对明亡负责的看法至今仍有影响。
📌 日本一方的评论者在战争期间和此后几百年内都倾向于认为,日本侵朝失败,是由于兵力不足和秀吉突然逝世;李光涛则试图证明,明朝的军事实力,特别是对高级火器的娴熟运用,是把日本人赶出朝鲜半岛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原因。李光涛的论著还强调了中朝友谊和合作的重要,他断言,明朝对朝鲜是有求必应。他还估计,明朝征调了166700名官兵和1700万两(相当于明朝约6个月的财政收入)白银及粮草来支援朝鲜。言下之意似乎是,既然中朝携手成功抵抗过日本的侵略,也就可能重演历史。不过,必须指出,李光涛的作品,在学术上是可靠的,但带有强烈的中国中心主义色彩。
📌 1950年秋,当“联合国军”靠近鸭绿江时,那些熟悉中国历史的人可能更清楚中国出兵援朝的可能性。毛泽东和他的将帅熟知明朝出兵的历史先例,他们中有不少人深知历史的教训。正如明朝的先辈一样,毛泽东和他的将帅警告外国军队不得越过鸭绿江。一旦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中国边境遭受威胁,和16世纪90年代的明朝一样,他们也决定毫不妥协,并借此确立自身在东亚的外交和军事优势。中共援助越南,也是一样(顺便说一下,明朝也出兵干预过安南)。布鲁斯·艾里曼(Bruce Elleman)最近指出,在军事和政治事务方面,整个中国共产主义时代都应被视为“帝国复兴”的时代,因为一个自信的中国开始在全球舞台上重申其“合法”地位。
📌 例如,在6、7世纪,隋(581—618)、唐(618—907)帝国和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之间发生了大规模战争。借口高句丽扰边,隋朝三度征伐这个最北边的王国。617年的最后一次征伐,隋军取得了名义上的胜利,这场战事却给隋朝的内乱推波助澜,引发了各处起义,最终导致隋朝灭亡,一位前隋武将开创了唐朝。
公元645年和647年,唐朝征伐高句丽失利,由此助长了高句丽的野心。高句丽在655年袭击了唐的属国,并联合百济(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王国)入侵新罗(朝鲜半岛东南部的王国)
📌 随后,新罗—唐联军回军高句丽,在668年征服了该国,可惜为期短暂。新罗不愿重蹈高句丽的覆辙,于是扶植了高句丽的复国势力。唐朝在674年击溃了这股势力,随后出兵新罗。对于此后的交战胜负,史料说法不一,但是,唐军最终撤回了辽东,把军事目标转向了别处,任凭新罗控制了几乎整个朝鲜半岛。
📌 不同于这些早期的大规模冲突,16世纪90年代的战争正是为争夺东亚霸权而发动的。秀吉在写给外国统治者的国书中软硬兼施,让他们选择是加入联盟、屈服还是毁灭。秀吉无限憧憬他那美妙的新政治秩序,企图以之取代中国建立的政治秩序;他抓住一切机会贬低明人和明军的战斗力,并吹嘘自己的战功和日本文化的优越;他许诺,要把日本习俗扩展到远方国度;有趣的是,他计划定居明朝的外贸港口宁波,从该地遥治新兴大帝国的经济和政治事务。由此,且不论是优是劣,秀吉堪称第一个真正的大亚细亚主义梦想家。仔细阅读之下,研究20世纪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人会发现,秀吉的许多言论是那么的荒诞而熟悉

📌 拼多多的联合创始人达达首先在沟通会上说,假货是“人性问题”和“社会问题”,让 3 岁的拼多多独自承担是不公平的。他还列出了 56 款商品的链接,证明这些山寨和假货商品不仅拼多多有,淘宝和京东上也有。
拼多多创始人黄峥进一步解释说,山寨货并不等于假货,拼多多上假货不多,目前主要是山寨货,因为山寨货确实有需求。
📌 8 月 10 日,碧桂园成立安全生产委员会,由杨国强亲自任主任,并确定了如下方针。
·碧桂园安全生产指导方针:安全第一,以人为本。
·安全生产委员会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听取安全情况汇报。
·每季度所有项目开展一次“安全生产周”活动。
·确定每年 7 月 26 日为碧桂园“安全生产日”。
·各区域总裁、各项目总经理为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负责人。
碧桂园的补救行动堪称一个善用危机的成功案例。从 2018 年至今,碧桂园每年都会在“安全生产日”进行集团规模的巡视检查,杨国强也始终将安全生产挂在嘴边,定期在集团会议上督促提醒。
📌 我是受过教育的人,我是研究生毕业,但是这件事让受过几十年教育的我蒙受了奇耻大辱!66 万元买的车,1 公里没开,就让我换发动机,我还得接受这个所谓的“三包”!
“奔驰女”成了 2019 年奔驰维权用户的代名词,也让人们记住了利之星 4S 店。
📌 首先,逃避责任。危机公关是对企业道德感和责任心最好的评判台,言行一致,勇敢面对,才能推动问题的解决。利之星 4S 店在发现车辆存在质量问题后,应当切实履行国家“三包”责任,满足消费者的退换要求,而不是采取隐瞒、误导消费者的做法,并在媒体采访时单方面表示已经和消费者达成一致,而这遭到了 Y 女士的否认。言行不一,逃避责任,不仅使企业信誉迅速崩塌,也使自身最终受到了法律和行政制裁。
📌 在任何一场危机中,都有两条战线,一条是危机现场线,一条是舆情现场线。危机现场线的任务是尽快控制住危机的发展和影响,将损害降到最低;舆情现场线的任务是通过直达人心的回应,对公众进行情绪管理。遗憾的是,在这场危机中,英国石油公司这家有着悠久历史的跨国企业巨头交出了令人失望的答卷。
📌 其次,口无遮拦,形象崩塌。作为公司首席执行官,海沃德是英国石油公司第一顺序发言人。他在公开场合和媒体面前的一言一行、一字一句都代表公司的态度,因此他必须谨慎,在充分思考和准备后再发言。可惜,海沃德完全背离了这一原则。即使他的一些表态可能有其他本意,但西方专业媒体就如同“真相绞肉机”,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瑕疵和错误,尤其是在如此重大的危机发生之时。海沃德是英国石油公司的发言人,但人们完全没有看到一个合格发言人应有的表现。
最后,过度自信,责任缺失。
📌 范冰冰偷逃税公关案例
2018 年 5 月,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发布微博,曝光演员范冰冰使用“阴阳合同”偷逃税。范冰冰工作室随即发表声明,称崔永元的曝光涉嫌构成诽谤,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 综合来看,翟天临道歉信最大的问题,不是语法错误,而是没有直面和承认自己在学术方面出现的问题。公众期待的不只是一篇正确无误的道歉信,更是公众人物对自身不当行为的认知与反省。
📌 虽然针对科比“性侵案”真相的讨论至今仍在网上进行,但科比直面问题、不回避、不躲避的处理方式为其尽早终结危机、重新复出创造了条件。在接下来的十余年里,科比从危机中走了出来,继续其篮球事业,不仅创造了其职业生涯中新的荣誉,而且成为美国最受尊敬的体育明星之一。
📌 有人这样理解公关:
公关就是搞关系;
公关就是发稿子;
公关就是搞定媒体,不要出负面新闻;
……
即使在企业内部,公关往往也是一个被片面解读的部门:
公关部就是花钱的部门;
公关就是办活动;
公关就是帮老板写稿子;
公关部大概和市场部差不多,或者帮人事部搞企业文化;
公关就是品牌营销;
📌 强生公司的公关反击
如果不采取行动的话,强生公司的这款明星产品可能真的会随着危机灰飞烟灭,强生公司将付出难以想象的损失和代价。没有哪家企业是天生的危机专家,经过咨询与决策,强生公司管理层达成一致意见,决定采取一系列步骤展开公关反击战,拯救产品,维护公司声誉。强生公司采取的行动包括:
·推出新的安全包装,通过多重手段防止药品被破坏;
·通过媒体频繁发声,传递公司信心与行动;
·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名牌电视节目《60 分钟》拍摄管理层会议,展示公司开放和负责任的态度;
·举行通过卫星直播的全美新闻发布会,介绍泰诺胶囊的新包装。
反击取得了成效。到 1983 年年初,泰诺胶囊的市场占有率恢复到了危机发生前的 95%,员工士气也空前高涨。
📌 误区一:媒体可以用钱搞定
危机发生后,企业最常犯的错误就是希望通过与媒体“谈合作”的方式,让媒体停止对危机的报道,删稿或撤稿。
📌 而且无论在哪个国家,其媒体的内容部门和经营部门都是相互独立的,禁止有偿新闻是媒体的基本原则
📌 第一,危机发生后,企业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找媒体,而是迅速处理危机。
📌 公关界一个公认的残酷事实是:企业只有真正经历过危机,或者被危机打疼,才能真正建立起对危机管理正确的认知、心态和机制,而其中的代价是企业品牌的受损和巨大的资源付出。
📌 第二,用坦诚沟通、专业对话的方式赢得媒体信任。
公关是一项说服的艺术。和企业里其他部门不同的是,公关可以被看作一个“口说无凭”的说服过程,是一个“信则有,不信则无”的沟通机制。企业里的生产和技术部门可以用数据说话,市场、营销部门可以用 KPI 证明自己,公关部处理的是大众对企业的认知,这是一个无法用数据提前做出承诺的工作。
📌 笔者在咨询过程中,总结出一套名为“4A 道歉法”的回应步骤,与大家分享:
·以回应答复公众(acknowledge);
·以道歉安抚公众(apology);
·以态度赢得公众(attitude);
·以行动信服公众(actions)。
📌 海底捞的致歉信包括了如下必要的道歉信息:
情况属实——公司经调查,认为媒体报道中披露的问题属实;
表示歉意——对于此类事件的发生,我们十分愧疚,在此向各位顾客朋友表示诚挚的歉意;
错误原因——我们的管理出现了问题;
后续行动——已经布置海底捞所有门店进行整改,并会在后续公开发出整改方案。
海底捞的致歉信详细、具体,有事实,有态度,为企业赢得了解决问题的宝贵时间。
📌 6.涉事停业的两家门店的干部和职工无须恐慌,你们只需按照制度要求进行整改并承担相应的责任。该类事件的发生,更多的是公司深层次的管理问题,主要责任由公司董事会承担。
📌 C 罗的一个举动,引发了可口可乐的一场品牌“危机”。媒体铺天盖地地解读说,C 罗对可口可乐的一个 diss(不喜欢)动作,造成可口可乐公司的市值蒸发 40 亿美元(从 2420 亿美元下降至 2380 亿美元)。
📌 苹果公司的技术人员在上市前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力求解决,但最终没有完全解决。iPhone4 一上市,就创造了苹果公司新的神话,60 万个预订名额在 24 小时内被抢光,3 天内售出 170 万部现货产品,为苹果公司历史之最。但同时天线问题也被很快发现,美国权威的评测网站消费者报告向消费者发出建议:不推荐购买这款手机。此举将 iPhone4“天线门”推向高潮。
📌 《人物》文章的观点是,外卖平台的算法文化是让外卖骑手变成高危职业的“罪魁祸首”,而饿了么却把锅甩给了消费者,或者说故意把矛盾往消费者端去引导,刻意忽视平台责任,让消费者承担外卖小哥延时带来的成本。
📌 “浙大策略传播”认为:
在危机事件来临时,企业首先面临的是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危机,因此重建用户信心、获得消费者理解是亟须解决的问题,其他的公关目标都围绕这一条而展开。

📌 你知道最近在韩国二十多岁年轻人中很流行的“清醒梦”(lucid dream)吗?有新闻报道称,在清醒梦的状态下,人可以意识到自己身在梦中,随心所欲地控制梦中环境,实现自己的欲求。因此,在灰暗的现实世界中受挫的年轻人,正在试图用清醒梦逃避现实。相关网络论坛中,有各种各样做清醒梦的方法,甚至还有点击量超过十万的清醒梦相关手机软件。要知道,清醒梦本是治疗创伤和压力导致的心理疾病的一种疗法。
“未来”二字给如今的年轻人带
📌 前面的羊被后面的羊挤着跑,后面的羊看到前面的羊跑就也跟着跑,没有理由,没有目的地,跑着跑着,直到遇到悬崖,同归于尽。反观现在韩国年轻人的样子,是不是和跳羚很像?
然而,我们不是跳羚,如果知道为什么必须停下来,就没有理由继续奔跑了。我们一定要像失控的火车一样按照既定的“轨道”狂奔吗?不是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互相推挤,也没有任何理由要拼命追赶。既然我们不是“无脑羊”,就不该只知道奔跑,而是应该好好想想奔跑的理由。
📌 过去,“学阀”一词蕴含着共同体的含义,而在这一点上,学历等级主义是相反的——以守护现有排名的方式,要求社会认同“学力客观差异”。尤其是在大学教育普及的今天,光是考上大学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了,所以大学生执着于守护自己所在位置的小小优势,蔑视哪怕只比自己低一点点的人,并且无法忍受地位被动摇。
📌 首先,面试官会传看简历确认面试者的学校,神奇的是,如果和我一起面试的都是录取分数低的学校的学生,我就会变得很从容,面试的时候也很有自信,还能开一些幽默的玩笑。然而,有一次一起面试的都是首尔大学、延世大学、高丽大学的学生,只有我是西江大学的,我就开始变得焦虑紧张,想着如果失误了怎么办,结果最后真的面试失败了。

📌 1990年东欧政权的解体是地地道道的天启:它揭示了一个真相,让我们知道,有些体制只是死路一条,有些体制最终被认定为最佳的社会经济体制。但是,这种福山式的梦想——历史终结的梦想——在十年之后的9月11日终结于一场幡然醒悟
📌 她提到了“乔恩·龙森(Jon Ronson)的网络情色播客系列《蝴蝶效应》(The Butterfly Effect)中出现的一个场景。在一部情色片的拍摄现场,一个演员在拍摄中途突然激情不再,为了重振雄风,他对躺在身下的裸体女人视若无物,反而转身抓起手机,在网络上搜索相关视频或图片。这令我深感震撼,让我隐约感受到天启的意味”。注意这里的“天启”一词。怀斯曼总结道:“在性的状态中,有些东西已经腐烂变质。”我同意她的说法,但我要追加精神分析为我们提供的教益:人类的性征本身是变态的,这见之于施虐受虐狂的逆转(sadomasochist reversals),尤其见之于现实与幻想的混合。即使当我与我的伴侣独居一室,我与他/她的(性)互动也与我的幻想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每一次性互动都是潜在建构起来的,如同“以真实的伴侣自慰”那样,我把伴侣的血肉之躯当成道具来使用,以实现/重现我的幻想。不能把伴侣的现实身体和幻想世界之间的这道鸿沟化约为男权制、社会统治或社会剥削造成的扭曲,因为这道鸿沟从一开始就存在。所
📌 斯大林执政时,苏斯洛夫成功地引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语录,为此斯大林对他赞赏有加,但苏斯洛夫后来也用这些语录来批判斯大林。”[插图]这就是苏联列宁主义的真相:列宁被当成终极参照物来使用。他的语录可以使任何政治措施、经济措施或文化措施合法化,但合法化的方式却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和随心所欲。顺便说一句,这种方式与天主教会引用《圣经》的方式毫无二致。这里的讽刺意味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两大
📌 取向——斯大林主义的取向和忠于原作的取向——都能通过两种完全不同的引用模式来完美地把握
📌 资本主义的自我消解没有发生,而是把通过剥削劳动所获取的利润逐渐转化为租金(rent)。这样的租金被私有化的“一般智力”和其他公地(commons)据为己有。且以比尔·盖茨为例。他是如何成为世界上富可敌国的亿万富豪的?是因为微软把自身变成了近乎普遍的标准并强加于人,因而(几乎)垄断了该领域,直接成了“一般智力”的化身。杰夫·贝索斯[插图]和亚马逊、苹果、脸书等公司的情形与此类似。在所有这些情形下,公地——平台(我们进行社会交往和社会互动的空间)——被私有化,我们这些用户陷入农奴的境地,向公地的所有者——我们的封建领主——支付租金
📌 这些国家最近实施的一项措施,禁止许多大公司强制推行残酷的劳作节奏:从早9点一直劳作到晚9点,每周6天。这项措施要达到两个目标:一是更多的经济平等,包括改善劳作条件;二是消除以性别歧视、消费主义和追星活动为重点的西化的通俗文化
📌 [插图]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是一条虚假的出路:它使社会的解体空前绝后,登峰造极,因为它将淫词秽语引入公共言论,从而剥夺了公共言论的体面——这在其他国家不仅被严厉禁止,而且完全无法想象。在那里我们绝对不会看到一个高级政客做特朗普公开做过的事情:谈论自己男性器官的大小,模仿女性极度兴奋时发出的声音。人们担心,同样的“疾病”会蔓延到自己的国家。但这一切
📌 陷阱就在这里。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提出了一种观念:为自己的国家感到羞愧难当,而不是爱心泛滥,可能是忠于自己国家的真正标志。[插图]这样的羞愧难当的极致示例发生于2014年,当时数百名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和幸存者的后代出资在周六的《纽约时报》上刊登一则广告,谴责“在加沙地带对巴勒斯坦人的屠杀以及对历史上属巴勒斯坦地区的持续占领与殖民”。他们宣称,“以色列社会对巴勒斯坦人采取的极端的种族主义非人化行动已经达到了极度狂热的程度,这令我们感到震惊”。也许在今天,一些以色列人会鼓起勇气,为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岸和以色列境内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当然,不是为自己身为犹太人而羞愧,而是为以色列政客在约旦河西岸的政治行为对犹太教最宝贵的遗产所造成的伤害感到羞愧。“不论对错,那都是我的国家”,这是最令人作呕的格言之一,
📌 它以实例完美地证明,无条件的爱国主义错得有多么离谱。但只有当公众拥有可以运用理性的空间,我们才能确立这种批判性的思维。
📌 康德的启蒙口号不是“不要服从,要自由思考”,不是“不要服从,要思考,要反抗”,而是“自由地思考,公开地表达你的想法,最后服从”。这道理同样适用于对疫苗持怀疑态度的人:公开地辩论,说出你的疑虑,但一旦公共机关强制执行,就要俯首听命。如果没有这样务实的共识,我们就会像许多西方国家那样,逐渐堕入由部落派系组成的社会。
📌 1990年东欧社会主义解体后,社会上流传着一个笑话。根据这个笑话,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回到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
📌 最好的例证非托德·菲利普斯的《小丑》莫属。我们不得不对好莱坞表示钦佩,因为它竟然能够拍出《小丑》这样的电影;我们也不得不对公众表示钦佩,是他们使它变成了一部超级大片。
📌 在时,你就会放弃残酷的身体暴力。这里的悖论在于,只
📌 你放弃身体暴力时,你才会真正变得暴力(这是在对现存体制构成威胁的意义上说的)。
📌 有人认为特朗普是掌权的小丑,而这正是这种想法的局限之所在:特朗普肯定没有穿越这个零点。他可能是他那个类型的淫荡丑角,但他不是小丑这种角色。把特朗普比作小丑,是对小丑的侮辱。在影片中,小丑的父亲托马斯·韦恩(Thomas Wayne)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小丑”,因为他展示了权力的淫荡性。
📌 剩余享乐的本质就表现在这里:剩余享乐并不直接来自欲望,而是来自对欲望的欲望。这时欲望的目标不是某个具体的目标,而是对某个具体目标的欲望本身。嗑瓜子时,欲望的目标不是瓜子仁,而是“我想把瓜子仁嗑出来”这个欲望;购物时,所购商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购买商品”。这时的欲望是“拒绝欲望客体时产生的欲望”,获得的享乐则是剩余享乐。说起来挺绕口,听起来也别扭。但没有办法,这是精神分析的专业“行话”,也是齐泽克的专属“话语”。
📌 在女权主义者那里,要解放女性,就要释放女性的欲望。但女性的欲望是什么?“女人,你究竟想要什么?”这是弗洛伊德终其一生没有弄懂的问题。女人说“是”未必真的是“是”,女人说“不”未必真的是“不”,或许只有当女人怒目圆睁时吐出来的“呸!”字才是真正的“不!”。
📌 正是因为“不知道”,某些受害者不幸的性经历才给她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这是怎么可能的呢?在施害者一方看来,“饭也吃了,酒也喝了,迪也蹦了,电影也看了,结果你告诉我,你要回家?”言下之意,你应该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应该懂得人情世故。这里的关键在于“知道”和“懂得”。这里的关键还在于,对方未必真的“知道”和“懂得”。即使声称“知道”和“懂得”,也未必是真的“知道”和“懂得”。何以至此?下面这段文字,篇幅很长,却是非引不可的
📌 受到侵害,感到不安,却又根本不知道性是怎么回事,加上主流意识形态(“败坏自己的名声”)的影响,受害者一般会隐忍不发,忍气吞声。只是到了多年之后,(在某些人的揭示或暗示之下)回溯性地重新体验当初的经历时,才恍然大悟。这就是MeToo运动的合理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