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5星+
导言 如果不能改变世界就改变世界观
📌 如果一个世界足够好以至于人人都能够满意，那么几乎所有的哲学问题就都不存在了。好世界没有什么需要想的。只要具备人人自私和资源稀缺这样两个条件，世界就是个坏的世界。很不幸，人类世界所具备的缺点远不止这两点。人性自私和资源稀缺这两个条件对于包括哲学在内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必要的，这两者导致了人类生活所有值得思考和言说的悲欢故事和成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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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能去抢、去偷、去杀人放火？如果被告知因为人应该遵守伦理规范，这是一个浅薄轻浮的回答，甚至是谎言。真正的原因是“他人不同意”。他人的力量和可能的反抗是人们放弃去偷去抢的最终原因。假如把他人杀掉，那么自己也可能被杀掉，而且，杀人并不能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意义。他人是个最大的悖论：他人一方面是每个人利益的限制，另一方面又是每个人生活全部意义的来源，无论痛苦还是幸福，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一切都与他人有关，因此每个人都绝对需要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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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生活是复杂多变的，如果不是自相矛盾，反而是奇怪的，因此，每种道理本身必须是无矛盾的，各种道理之间又必定是互相矛盾的，这正是我要达到的思想效果。按照不同问题的特定情况而变换立场，类似于“无法之法”，就是无立场之法。书中讨论了多种政治问题以及多种重要观点，主要试图指出，伟大的哲学家们能够提出各种永远值得思考的理论，但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彻底摆平政治问题。从无立场的思想去看，没有完美的政治，只有动态正确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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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仍然坚持认为，如果一本书对人没有用处，那是罪过。我希望这本书比马基雅维利的书更有用，马基雅维利只教人坏，我试图揭示如何对付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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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治与乱
- 📌 其实历史上大多数皇帝都是腐败昏庸的，这不稀奇，腐败政权长期衰而不亡是常见事实，而那些腐败政权最后崩溃往往还是因为外部入侵、自然灾害、宫廷政变或者地方叛乱之类偶然情况，主要并非因为腐败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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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政治的伦理学转向
📌 儒家试图以普遍人情作为礼的根据，这是一个天才的想法。如果一种人情“人皆有之”，并且人皆同意此种人情可以普遍推广，就是普遍人情。如果礼以普遍人情为根据而设计出来的，就应该对于所有人都是可共度的。儒家选择家庭作为人情的基地，这一选择颇为得当，因为家庭是与个人利益最为密切一致而又超越了个人利益的最小社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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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暴力的礼教虽然比法治温和，但令人绝望。人们一旦反对礼教选择自由，就等于放弃了生活所必需的利益，那样就无法生存了，因此只好自愿屈服。礼教的本质是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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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严重的是，礼教只尊重名分地位，而不尊重人的卓越德性，无形中鼓励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在损人不利己的情况下，人们仍然喜欢伤害他人，因为有能力伤害他人是地位和权力的证明，这是一种变态的快感。
- ⏱ 2025-08-03 00:00:17
📌 事实上使道德榜样失去号召力而导致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下降。儒家思想的自相矛盾是由儒家没有充分理解政治造成的，它在继承周思想时把政治和伦理混为一谈。在周思想中，政治与伦理是有分别的。周之分封优先了亲亲关系，这可以理解，没有人会把既得利益拱手相让。但周在政治治理上强调德治，以无私治亲、任贤使能、养民利民为首要任务，以公正治理去弥补起始的偏私分配，这显示出周公们清楚的政治意识。亲亲与任贤本来可以没有矛盾，亲亲的有效领域是生活关系，而任贤的有效领域是政治管理。当儒家把伦理与政治混为一谈，也就平白制造了自相矛盾。德与利无法统一，这对于儒家是个釜底抽薪的打击。一种意识形态或主流话语高扬什么价值，这不说明问题，重要的是实际生效的社会奖励，即做什么样的事情和怎样做事情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收益。假如主流话语认为道德光荣而缺德可耻，可是在实践中缺德更能获利，那么等于证明了缺德才光荣，道德榜样变成了摆设。所以，政治的关键问题是，是否存在某种制度安排，使得人们好德胜过好利？答案只能是：除非一种制度使得有德是获利的必要条件，否则善就没有诱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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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无为之治的自然主义
📌 儒家的一切重要原则都来自家庭模式。老子也同意家庭和亲亲的重要性，但他认为儒家的解释是糊涂的。亲情乃人之常情，是人的情感的自然倾向，并不需要把这种自然情感规范化为伦理制度，因为那种情感关系本来就已经存在，而不是不在。显然，只有当自然情感被破坏，变得不再自然，或有或无，时有时无，由无条件的自然情感变成了有条件的合作关系，才需要把失去的或变态的自然情感强化为伦理制度或道德律令，以期通过克己复礼的行为重新修身复性。老子相信，亲情关系是自然的，自然的东西是绝对基本的，不需要解释，而假如自然情感被破坏了，那么人为制度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对自然情感的修复只是一种虚伪的形式和做法（人为即伪），因此，修复自然情感是徒劳的，虚伪的做法终究不可能产生真诚的情感，否则就人人都有真诚情感了
- ⏱ 2025-08-03 00:02:53
📌 老子是深有远见的，事实上后来儒家思想统治中国近两千年却没有能够使社会罪恶明显减少，甚至反而增加了普遍的虚伪，因此，儒家社会不但没有回到圣王社会，反而离圣王社会越来越远。老子的思考虽然深刻，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但他对仁义
- ⏱ 2025-08-03 00:03:14
📌 老子只强调了人的自然需要，却忽视了人的社会化需要。社会化需要虽然不能“实其腹”，却能造就优势社会地位，能够用来支配和统治他人，这种安全需要和成就感甚至具有更大的诱惑力。即使老子方案可以减少社会冲突，它所规定的生活未免太过简陋、贫乏和艰苦，尤其是缺乏精神生活，它把人的智力活动降到了不能再低的程度，很难想象人们会真的喜欢这样内容贫乏的生活。老子幸福地想象着：“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插图]。这虽有些和平安详的诗意，但看上去更像是一个闭塞的简陋社会，这样的社会与其说是个善治社会，还不如说是尚未进入政治的社会，并非消灭了冲突，而是冲突尚未展开。基于此种想象，老子推出了一个对后世思想有很大影响的“无为之治”理论，看上去像是一个原始版的“最小政府”理论。老子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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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法治与制度的可信性
📌 比如鲁国士兵贪生怕死因此总是败北，这是因为士兵担心自己死了老父无人养，孔子认为这是孝德，于是推荐这样的人当官，结果鲁国就越来越衰弱了。法家发现，公利对人人有利，因此公有利于私，而私利不仅于公不利，而且对任何他人都不利，因此，以私废公的儒家伦理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而只有法才能够发展公利并且保护每个人的私利，因为法是无私的普遍有效制度，就像天地和自然规律是无私的。
- ⏱ 2025-08-03 00:21:49
📌 事实上很少有人喜欢公正的游戏规则，除了少数能力超强的人，大多数人恐怕更希望有一个袒护自己的不公正社会，因此能够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收益，一本万利甚至无本万利。这一点或许多少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更倾向于用人唯亲、论资排辈、结党营私的儒家社会，而不喜欢纪律严明、刻薄寡恩、赏罚有准的法家社会。人绝没有那么容易被法律和纪律所规训，法家迷信法律足以规训人类行为，这几乎把人看成可驯服的动物。这是一切强硬派专制主义的共同错误认识
- ⏱ 2025-08-03 00:21:54
5.5 反政治的政治
📌 与罗马型的帝国不同，中华帝国并不是一个武力扩张型帝国，这既是因为推崇“德化”观念，也因其军事力量并不非常强大，即使近邻国家愿意归化帝国，帝国在大多数时期未必能够提供稳定有效的保护。中华帝国的有限军力以及和平主义传统观念决定了它基本上是一个自卫反击型的帝国，很少有罗马式的主动扩张行为，历史上几次比较大的领土扩张都是因为游牧民族对帝国的军事挑战失败，战败的外族瓦解远遁而失去大片领地。
- ⏱ 2025-08-03 00:09:48
📌 中华帝国在很长时间里维持了某些方面文化优势（绝非所有方面），但其故步自封的文化慢慢失去了创造力，当帝国在外部挑战下崩溃的时候，人们终于发现，衰亡的不仅是帝国，而且是文化。
- ⏱ 2025-08-03 00:10:26
📌 那么中华帝国为什么能够持续达两千年？儒家喜欢的解释是，尽管多历磨难战乱，但由于中华帝国具有优越文化，因此得以长期存在。这类解释完全找错了原因，甚至颠倒真相，其背后仍然是文化优越论的幻觉。先秦文化虽然辉煌，但帝国时期的文化由于失去了创造性而很少有什么思想创新，也没有发展出科学。由于故步自封，帝国甚至不懂得如何正确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国际关系。儒家自认中国文化优势在于社会道德水平高，这一点其实缺乏实证，即使确实道德高，也与帝国的长期持续毫无关系。帝国统治的成功另有原因，这就是帝国发明的反政治的统治
- ⏱ 2025-08-03 00:22:17
📌 因为君主制远远不足以完全管理庞大社会，它无法深入社会基层，甚至不足以控制统治阶级，各个实力集团都可以利用家族或部族的凝聚力而质疑和挑战最高权力，皇帝不得不始终应对各个实力集团的挑
- ⏱ 2025-08-03 00:11:20
📌 战。于是，皇帝必须建立一种能够瓦解任何政治集团的凝聚力的制度。专政不仅需要集权，更需要能够把权力下达渗透到基层，这就需要创造一种只属于并且服从于皇权的社会组织，其组织密度足以控制整个社会，其力量足以解构民间政治集团，这个组织就是官僚体系。集权专制制度的有效性是通过官僚制度去实现的，没有官僚制度，专政必定是无效率的
- ⏱ 2025-08-03 00:11:34
📌 政治变统治的意义就在于回避了政治的原则性难题，特别是政治正当性、政治责任以及政治理想等等问题。当政治被假定为无问题时，就只剩下统治的稳定性和效率等等“技术性”问题了，于是对于帝国的统治来说，唯一问题就是如何维持统治。这就是反政治，即以统治去替代政治从而否定政治。
- ⏱ 2025-08-03 00:24:18
📌 中华帝国作为一种统治制度是非常成功的，它有效地管理了社会，维持了稳定秩序，但它作为一种政治却很失败，这一失败虽是慢性的，但却严重，失败的政治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釜底抽薪的错误。反政治的制度抑制了创造性的思想方式，破坏了人们对公利公德的责任意识，推行了一种反对卓越人性的生活方式，形成了精神软弱压抑的文化。由官僚主导的社会和文化更有利于发展懦弱、自私、虚伪、阴暗、阴毒的病态人性，而不利于发展正大光明、勇敢无私、坦诚真挚的健康人性。中国的现代启蒙论者
- ⏱ 2025-08-03 00:12:30
📌 经常抱怨说，贫弱中国是由不良政治所导致的，这一理解并不准确，真正的问题是，中华帝国的统治是反政治而不是不良政治。没有政治，这才是帝国最大的政治失败。这一反政治的状况，黄宗羲称为“无法”，即没有政治正当性也没有政治理想，所谓“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三代之法“未尝为一己而立也”，而后世帝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
- ⏱ 2025-08-03 00:23:03
📌 秦汉以来的国家制度变成“为统治而统治”，只追求有效的统治方式，而不考虑统治正当性和政治理想，完全遗忘了统治是为了政治，而政治是为了天下利益、国家利益和万民利益。
如果一种统治是反政治的，社会是无政治的，就必定拒绝反思统治的正当性。当一种统治是不容反思的，政治就终结了。为了拒绝政治反思就必定消除一切具有创造性和力量感的精神和思想，因此形成压抑的文化和病态人性。政治关心的不是个人欲望和情感，而是共同的命运、理想和事业，政治思维超越了个人私利而使公共物品具有优先价值和意义，从而使思想具有公共精神- ⏱ 2025-08-03 00:23:14
📌 人民也就很少关注公共事物，一切“身外之物”，无论天下、国家、公德、公利、人类命运甚至他人的死活，都与己无关。即使文人集团也很少有人关心天下公利，专注于个人情感表达的文人文化就是没有政治思维的一个典型表现。作为文化代表的文人尚且如此，民众就更容易浑浑噩噩，麻木不仁，没有公共意识，只求自己苟延残喘而无视社会危机或国家兴亡，更别提他人之苦难。人们漠视公共事业只求私利的结果是，在巨大危难来临之时无人能够避免灭顶之灾，这并非天数所致的命运性悲剧，而是人人自私而集体自掘坟墓的报应性惨剧。尽管总有一些仁人志士，但这些例外无法改变社会总体状况。无政治的文化破坏了人们对身外公共事业的关心和责任，这就是反政治的根本危害所在。
- ⏱ 2025-08-03 00:25:04
📌 历史上无论是权贵政变还是农民起义，都是希望轮到自己当皇帝，根本没有人反对专制制度，而是人人想成为专制制度的受益者。一家一姓的政权更迭根本不是政治革命，而只是利益拼搏事件
- ⏱ 2025-08-03 00:16:00
📌 革命的政治性消失了，政权更迭的理由就成为一个混乱问题，人们从来也没有真正说清楚到底什么是“正统”。通常把“全有天下，号令海内”看做是正统的标准，可是人们又往往试图把秦隋王莽以及元清排除在正统之外，于是只好寻求政治之外的伦理或文化的标准去进行解释，比如阴谋篡权或蛮夷入侵就算是“得位不正”。按照这样的标准，元与清固然不正，晋与宋也成问题（司马昭之心固然路人皆知，陈桥兵变也恐怕不算正当行为），甚至唐太宗和明成祖也很可疑，这样就剩不下什么了，也就形不成什么正统了。关于正统的理由如此混乱，皆因人们不好意思诚实地承认帝国的政权变更已经与政治正当性毫无关系，而仅仅遵循了成王败寇原则
- ⏱ 2025-08-03 00:16:45
📌 正因为政治制度缺失而只有统治制度，这一严重的制度不健全必然一方面生产大量暴君昏君，另一方面生产大量贪官奸臣，这是非常匹配的互动关系。皇帝为了证明皇权是最高权力，就往往滥用暴力，因为暴力是权力的最清晰、最可信、最直接的最后证明；另一方面，在暴力上官僚无法与皇帝竞争，于是就以欺骗和诱骗去对抗皇权。双方的策略都非常得当，都是有利于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策略。于是，政治博弈退化为行政博弈。权谋游戏虽然显示了高水平的智力，但精神水平极低，几乎没有任何精神性的意义，毫无理想追求，道德和美学的价值都退化到趋近于零，只剩下单纯的无耻斗争。秦汉以来中国历史所记载的“政治斗争”其实都没有什么政治意义，只是一些荒谬、残酷、变态、阴毒的宫廷斗争、朝廷斗争以及地方与中央的斗争，都是为权力而权力、为利益而利益的单纯比赛。
- ⏱ 2025-08-03 00:17:44
📌 尽管皇帝拥有最后的生杀大权，好像掌握了终极主动权，但皇帝终究不得不依靠官僚集团去执行统治，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于是实际上是被动方。而且，对官僚集团的斗争一旦太过分，就等于是统治上的自杀行为，类似伤害自己的耳目和四肢。只要皇帝对官僚集团的斗争足够强有力，就会导致统治失效和失败，因为官僚集团不再与皇帝合作，官僚们将离心离德乃至众叛亲离。因此，允许官僚腐败弄权是使得官僚愿意与皇帝合作的重要条件。另外，皇帝以暴力作为斗争手段，官僚们很容易根据“形势”而避其锋芒，而官僚所采取的欺骗和诱骗策略则具有良好隐蔽性，很难被揭穿，即使能够揭穿，收集信息的成本显然太高，而且还是需要通过官僚去完成这项工作，这又将再度受骗。因此，皇帝在与官僚集团的竞争中有着天然劣势，除非出现才智过人的英主，其不可思议的权术和阴谋甚至超过官僚，才可能取得短暂的胜利。
- ⏱ 2025-08-03 00:18:32
📌 官僚集团总能够成功地把官僚利益的最大化推进到人民所能够忍受的临界线，而中国人民一向能忍，所以帝国政权往往长时间垂而不死。荒谬的是，官僚集团所以能够保持其“绝上下通”的优势地位，是因为官僚统治一旦形成就别无选择，它是国家唯一的垄断性管理集团，不存在市场竞争，不会破产，无论是皇帝还是人民，即使对它所提供的管理服务感到忍无可忍，也不可能到别处寻求管理服务，因为官僚是唯一的“此处”，没有什么“别处”可求。官僚集团非常类似于唯一的垄断企业，它超越了市场竞争和制约，人们别无选择。皇帝急了无非是杀掉换掉少数官僚，但对于整个局面是杯水车薪；人民急了无非发动暴乱，所谓官逼民反，即使成功也无济于事，人们早已告别了政治思维，起义成功无非是换了政府，换另一些人来做与过去一样糟糕的事情。
- ⏱ 2025-08-03 12:51:39
📌 中华帝国的另一重要发明是与官僚制度密切相配合的科举制。当代不少人盛赞科举制，但是，其得其失，仍需进一步分析。科举制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制度发明，它给智力比较优越的人提供了一条做官谋利的直通道。官僚制度决定了做官最能够谋利，因此，做官是中华帝国社会里大多数人心中的最高价值，于是，科举制有效地使统治集团与智力精英集团形成稳定的政治同盟，从而保证了统治的稳定性。对于任何统治来说，智力精英都是最危险的潜在反叛力量，因为他们更有能力制造新的政治理念和话语，有能力进行强大的宣传煽动，也有更强的组织能力去发动各种可能的变乱，总之，智力精英构成了一切社会变数的根源，因此，如果统治集团不能与智力精英集团形成政治同盟，那将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就智力精英集团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除了智力比较优越，其道德水平并不优于大多数普通人，甚至更低也未可知。科举制开辟了直通“黄金屋”和“颜如玉”的“人上人”之路，利用人性弱点而成功摆平了智力精英集团，堪称创造了统治集团与智力精英集团之政治联盟典范。中华帝国能够维持长期统治，主要与官僚制度和科举制度这两项制度发明有关：官僚制摆平了民众，科举制摆平了智力精英
- ⏱ 2025-08-03 00:27:07
7.2 权利为本颠覆了什么？
📌 自由总是个人的一相情愿，但是权利——可能的自由——却需要他人的同意，或者说社会的同意。假如得不到他人或社会的同意，就没有人能够拥有权利。自由属于主体，而权利则只能在主体间被定义，权利不可能超越人际关系而被确定。一个人可以野花花想象他想要的各种权利，却无法通过想象而使权利生效，在他人同意之前，想了也白想。
- ⏱ 2025-08-14 10:25:59
📌 人性如此，于是难免出现各种权利的“权界”矛盾和冲突，产生大量有争议的问题，从税收、福利、教育、民主、平等、言论、战争、反战到隐私、吸毒、同性恋、堕胎、安乐死、克隆、基因、动物保护、环境保护，如此等等无数问题。人们把代表各自利益的私心和偏见都说成是普遍价值，重新回到了人人都有意见的政治广场，把权利政治变成了伪善和谎言的政治。
- ⏱ 2025-08-14 10:26:50
📌 正如麦金泰尔在分析了关于战争、堕胎和教育问题的典型争论之后发现的，此类争论在现代社会没完没了，无法解决，因为此类争论的论证总是“互相匹敌的”，而不同观点所以总是互相匹敌，是因为现代颠覆了传统价值标准而又没有本事创造新的普遍价值标准。缺乏普遍一致的价值标准等于没有标准。权利虽是通用概念，但人们的权利理由却不可通约。权利虽是保证自由的王牌，但权利又是特殊利益或特权的借口，这是价值标准缺失所导致的权利悖论。
- ⏱ 2025-08-04 10:14:04
📌 假如一种权利没有相应的义务，它就不再是权利，而变成了特权；假如一种义务没有相应权利，它就不再是义务，而变成了奴役。
- ⏱ 2025-08-04 10:1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