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 📌 这个聚居区是动态和开放的。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廉价服装制贩中心，也成为北京市发展壮大中的“第二经济”(secondary economy)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的商业活动，已拓展至超越北京一地的其他城市和省区，甚至远及境外，到达俄罗斯和欧洲部分地区。因此，这地方决不像官方所描绘的那样仅仅是一个孤立的“小独立王国”。
- ⏱ 2024-02-02 09:09:45
关于流动人口的话语生产
📌 在我对北京居民的采访中，他们经常会附和这种令人不安的想象。一天，当我向一些北京的教授和工人展示温州业主们的照片的时候，他们表示惊奇以及些许沮丧。其中一人几乎是喊出来：“看这些外地人！他们一点儿也不像是流动人口！看他们穿得多好，甚至还有大哥大！……这些人的钱一定是来路不明。”这些照片打破了城市人对乡下来的人的偏见。当被问及怎样看待流动人口时，城里人的回答经常包括诸如脏、蠢、穷、盲目、没文化、扎堆、见钱眼开之类的词汇。
- ⏱ 2024-02-02 09:11:19
📌 在中国，由于一种稳定的人—地关系(people-place relationship)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正常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稳定的基础，因此人口迁移被看作是不稳定、异常的甚至是病态的。例如，在帝国晚期，“棚民”就被政府和所在地社区视为异端和对社会稳定的威胁(Averill 1983;Leong 1997)。对今日的进城农民而言，情况依旧如是。
- ⏱ 2024-02-02 09:12:37
通过日常实践对流动人口的管理
📌 因为流动人口被认为是高生育率群体，所以官员们对这一群体中的“超生”现象尤为关切，同时也加紧对其生育实践的监控。所有的外来人口（尤其是妇女）都被要求获得并携带由其户口所在地政府所签发的“婚育证”。流动人口在申请暂住证以及城市工作许可的时候，通常都须出示这一证明。那些已经有一两个孩子的外地妇女有时会被城市官员们强制上环。
- ⏱ 2024-02-02 09:13:35
📌 在中国的城市当中，计划生育往往通过工作单位和居委会来实施，要点在于将家庭当作一个管理单位。但是由于流动人口不属于任何工作单位，所以这种模式对他们失去效用。再者，一户外地人当中可能包括亲密家庭成员、远亲、同村好友、小生意人和雇佣的工人，所以仅仅聚焦于家庭也不可行。出于这一原因，流动人口中个体女性的身体而非整个家户(household)就成为了生育控制最主要的对象。
- ⏱ 2024-02-02 09:14:16
商业文化与温州精神
- 📌 在此前社会主义时期，温州是浙江省最为贫困、不发达的地区。当地官员、学者将其落后归因于三点：崎岖不平的山地阻碍交通发展；人均土地占有量极低，到1994年只有0.37亩(Wenzhou Statistics Bureau 1995);缺乏来自中央政府的投资（见Li Haoran 1996;Lin 1992）。虽然其面积占全省38%，人口占15%，但由于地理位置靠近台湾，属于在战争时期易受破坏的区域，所以温州的工业、商业发展被政府严重忽视。
- ⏱ 2024-02-02 09:15:57
外迁过程
- 📌 流动人口主要是通过非正式的私人金融模式来获取建立私营制衣生意的启动资金。以亲属为基础的关系网络是获取私人资本的最重要来源。根据王春光对171名温州人的调查显示，其中68%的人曾经向亲戚、朋友或其他私人渠道借过钱，20%曾向国有银行贷款，另有20%使用自己的存款(Wang Chunguang 1995:124)。温州人很少把钱存到银行，他们要么追加投入自家生意，要么借给别人赚取利息。
- ⏱ 2024-02-02 09:17:24
寄人篱下
- 📌 一个外地人回忆起自己最初与北京人接触的经历：“我们刚来的时候，北京人当我们是狗一样。好多次我敲门问有没有空房可以出租，他们都从门缝里往外瞧，好像是我小偷、要饭的。然后就冲我嚷嚷：‘哎，你这个外地人，滚一边儿去！’那时候我觉得自己被侮辱了，但是心里怕得慌。毕竟这是人家的地盘，咱们一点办法也没有。”一些人最终租到房子，但却随时有可能因为无法预料的原因而被房东赶出去或是被警察强制遣返回乡下。将他们定义为“非法流动人口”的法律始终像阴云一样笼罩着这些外地人。
- ⏱ 2024-02-02 09:18:09
大院：外地人自己的空间
📌 大院的建造是由一个河北人组成的施工队完成的。在北京，几乎整个建筑行业都被河北人所控制，这得益于他们很早就建立起来的职业网络和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建筑工人们用一台推土机将这座小山的表面平整成为一座小丘，并在上面建了大约150间房子。这些单间平房面积很小（每间大约15平米），排成平行的四排。一个标准的五到八人的外地人家庭可以在一间屋子里生活、工作。这些房屋被围墙环绕，有两个大门，被四个保安把守。这些保安来自河北、安徽，年纪在18—20岁之间。他们的工资很低（每月只有二三百元）而且要在大门旁边的小屋子里待一整天。
- ⏱ 2024-02-02 09:19:51
📌 这座大院里一间房子的租金大约是400—500元。根据金老板自己的计算，整座大院所有房屋租金每年的净收入大约80万元，其中只要拿出一小部分交给村里当作土地租金，其余全部进了五个股东的口袋。大约四年以后，盈利就可收回投入的总成本。大院老板们之所以急于在短时间内获取更多的利润，部分是由于他们已经预见到政府可能随时将他们这些没有合法身份的人赶出去。
- ⏱ 2024-02-02 09:20:09
📌 社区里的一些人告诉我金老板是一个成功的大院老板，因为他和三个关键部门的区、乡领导以及村干部有广泛联系：工商局、税务局、公安局。他经常拜访这些领导和干部，花钱带他们去饭馆、酒吧一起抽烟喝酒吃饭。他认为一种良好的关系需要长期关照维护，而他也尽其所能与官员们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他曾经将与官员建立关系类比作与神祇建立关系：如果不尽本分去烧香上供，你就不能指望佛祖的帮助。地方官员所获得的好处不仅仅是免费的吃喝玩乐，还包括向老板们高价提供的各种资源。例如，作为负责人的官员们可以向外地人居住的大院征收两到三倍于本地居民的电价。这超出的部分大都中饱私囊。但是在严重供小于求的市场当中，即使是这样的交易也仍旧被看作是对外地人的帮助，否则他们可能享受不到任何城市资源。
- ⏱ 2024-02-02 09:20:31
📌 虽然吴老板强调他和本地官员们的紧密联系，但他从不把这些人看作是“朋友”，而仅仅是“熟人”，因为这种关系主要是基于经济利益上的互利而几乎没有什么情感方面的投入。所有这些行为，包括直接给钱、请客、给官员们贵重的皮夹克，都被叫做应酬，意思是与接受方互相交换好处的礼物赠送。接受礼物的人会成为未来的“关系户”，而送礼者也期望从他那里拿到更多的好处。吴老板不喜欢这种粗暴的关系，也憎恨那些贪婪的官员，但他也承认对它的大院的存在而言这些关系不可或缺：“我们是外地人，不是本地人。你要是不利用钱的力量，那就什么也办不成……但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啊！”
- ⏱ 2024-02-06 09:13:25
📌 尽管温州人自己没有正常的权利去获得土地和其他城市资源，但他们可以通过贿赂、回扣以及与官员们的私人关系来达到其目的。在这种条件下，金钱将国家垄断的城市空间和其他资源带给了流动人口。因此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行贿受贿也可以被理解为对国家垄断的某种形式的民间抵抗(Yang Mayfair 1994)。
- ⏱ 2024-02-06 09:13:46
空间形成作为一种社会过程
- 📌 当温州人刚刚来到北京，散居于当地农户家中时，他们大多无组织，可以被看作是“一盘散沙”。因为没有外地人自己的空间，所以这种居住格局会强化他们寄人篱下的感觉。相反，大院提供了共享的物理空间，使得温州人可以将自己想象为是一个集体并组织群体行动。在规模最大的大院里，人们提出了“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保护”的原则，这表明流动人口实现掌控自身生活的决心在不断增强。北京人把这叫做“扎堆”，指一群有相似背景的人团结起来，好比一束捆得紧紧的树枝。扎堆是有力量的，因为它把分散的个体集中于共同的空间及社会框架中。
- ⏱ 2024-02-06 09:14:36
地方秩序与民间组织
- 📌 简言之，在中国没有公民组织或是公共空间可以完全存在于主流视线之外。
- ⏱ 2024-02-06 09:16:08
流动人口领导层与地方权力动态
📌 社会科学的叙述之中，权力经常被看作是某种空洞(disembodied)之物，但在浙江村，权力的生产确实与男性气质的体现不可分割。在地方政治学当中，女性被排除在正式的领导层之外。所有的大院老板都是男人，而他们的势力和名气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当地人所认可的“勇猛”(Boretz 1996)或那种能将事情解决的阳刚的能力(masculine ability)。“勇猛”不只是抽象的勇敢或能力，它传达出某种基于身体、心灵的异禀所产生出的个人魅力。内化于某人身体形象、习惯的男性气质对证明他的“本事”而言至关重要。甄老板魁梧的体格以及他打架的功夫都被看作是其男子汉气质的体现，而这又是他权力的基础。正是这种近乎神话般的潜在的勇猛与公共场合所表现出的仁慈的结合，赋予甄老板权力的光环。
- ⏱ 2024-02-06 19:25:33
📌 总而言之，外地人中“帮”的出现是当某地政府所提供的保护不足的时候，一种另类的建立秩序和控制的方式。但是，这种非正式的群体并不全然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无辜和仁慈。领头人们同样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去剥削其他普通的外地人。此外，由于帮与帮之间也会产生利益纠葛，所以他们有时也会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而彼此暴力相向。不过，外地人的“帮”和那些仅依靠抢劫、勒索、贩毒为生的团伙不同。如官方话语那样将其与“黑社会”混为一谈，只能遮蔽而非澄清流动人口领导层所扮演的复杂角色。
- ⏱ 2024-02-06 19:25:52
大户
- 📌 当其中一些家庭积累了比他人更多的财富后，他们就逐步脱离劳动密集型的服装加工生意，转向市场和住宅开发。而这些家庭中的妇女也最终被挤出生意的各个领域，同时被限制在家庭空间内。此外，因为男人们有时会利用自己的家来谈生意，因此连家庭内部也被划分出不同的性别区域。当男人们在家的时候，女性在家户中的空间就被限于侧室。以林嫂家的空间划分为例，她的丈夫是当地著名的商人，家中有六个房间，包括一个客厅，两个卧室，一个饭厅，一间孩子们的琴房，一个卫生间，一间厨房。有几次我造访他们家的时候都撞见林嫂的丈夫和他生意上的伙伴们在客厅里抽烟、聊天，这里被认为是男人们谈生意的地方，而女人的出现则显得不合时宜。男性的客人通常不会带上自己的妻子，而如果有人把妻子带来或是有女客登门，那么她们也应当回避到饭厅或者厨房。只有在男人们都不在场的时候，女性才可以占据客厅。
- ⏱ 2024-02-06 19:26:48
动机
📌 高层政府决定“清理”浙江村的一个原因与政治权力有关。在官方管理之外，外来人口社区代表着一种新的空间化的权力。流动人口中的这种权力凝结在逐步形成的社区老板群体之中，他们通过利用传统社会网络、个人财富以及与官员们所结成的庇护关系来强化自身力量。因此，对政府而言这个社区的出现已超过其控制范围并构成威胁。一位官员曾经告诉我：“一个社区只要有自己的地盘就有潜力成为一个单独的权力体系。”正是因为温州人社区的实质是一种政治经济上的异端力量，所以它难以得到上级官员的容忍。后者更为深切的关心控制、稳定，且不会从流动人口那里获得什么直接利益。
- ⏱ 2024-02-06 19:35:42
📌 清理整顿的另一个动机，是首都北京与外地人聚居区之间不稳定的关系。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流动人口和流入社区之间总是存在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插图]尽管城市居民和官员们享受甚至依赖流动人口所提供的服务和劳动，但竞争有限的城市资源仍旧使他们感到沮丧。他们倾向于将所有新出现的城市问题——人口拥挤、污染、犯罪率上升——都归咎于外地人的出现。再者，北京是中国政治权力和现代化的象征核心，也是驰名海内外的旅游胜地。外地人聚居区内部拥挤的居住条件和糟糕的卫生状况破坏了人们对于北京理想状态的现代想象，并且有可能赶跑游客和海外投资。
- ⏱ 2024-02-06 19:35:52
民间抵抗
- 📌 但是高层领导坚持认为外地人大院是非法建筑，且滋生犯罪。他们清楚地表明政治稳定要重于地方经济损失。政治中心的另外一些官员不愿意站出来为温州人说话，以免危及到自己的乌纱帽。
- ⏱ 2024-02-06 19:37:02
同乡联盟
- 📌 行动开展半个月以后，来自上级政府的压力进一步增强。大院里的普通家庭仍旧拒绝放弃自己的家，焦急地等待来自大院老板们的进一步指示。大家都在看着甄老板的大院，如果连它也挺不住，那么更小的那些便在劫难逃。因此，他的大院“金瓯”成为很多温州人生与死的象征。此时人们对家乡政府提供保护的呼吁逐步增强。浙江省政府开始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来保护温州人的利益。11月20日，浙江省政府驻京办向北京市政府发出一封题为《关于拆除浙江村内部非法建筑的紧急特别建议》的申诉信。一位姓周的驻京办负责人与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约见两位行动副总指挥。在这次剑拔弩张的会见中，两位负责人拒绝停止行动，相反他们要求浙江省政府采取无条件支持以确保行动按时顺利完成。他们强调这次任务是由中央和北京市政府分派，任何违令不遵都会被等同于反党反政府的行为。在这一恐吓之下，周姓官员最终退缩，表明省政府会服从全国人大的命令，但是他强烈建议工作队为温州人搬迁留出更为充裕的时间。他强调说如此短的时间内采取强制拆除势必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对美国的读者而言，这种协商毫不奇怪，因为在那里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意见分歧司空见惯。但在社会主义中国，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之间公开的对抗会令人感到惊讶。最终，这次会见无果而终。
- ⏱ 2024-02-06 19:30:41
拆除
- 📌 在这一情景中，那台黄色推土机不止是机器，还是权力的化身。拆除管委会办公室还有更深一层的象征意义：那不仅仅单是一座房子被拆除，还是一种正在崛起的民间权力被摧毁。官员们非常清楚，在浙江村的领导体系当中，金瓯处于象征性的核心地位。因此当众摧毁它就是政府权力的宣言，所有被认定为潜在的社会反抗力量都是其所针对的对象。此外，官员们预计只要拆掉中心，其他大院的人们自然会举手投降、老实搬家。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正确的。到12月12日，半数金瓯大院的居民都已搬出，散布于北京偏远城郊的几个社区以及周边乡镇。剩下的人则在一个飘雪的日子跟随甄老板迁往位于河北省的一处新的落脚点。
- ⏱ 2024-02-06 19:31:20
着手迁往他处
📌 我所跟随的另一组人去了河北省的一个小城——三河。尽管三河在近来已经被规划成为一座城市，但其境内仍旧以农业区为主。这其中一个特定的安置点是新近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燕郊，距离浙江村有六个小时的车程。大约3000人跟随他们的保护人甄老板来到此地，建立了一个最大的温州人安置点。这其中约有100户被安置在一个即将关闭的、陈旧的国有酒厂当中。工厂之所以接纳他们是因为出租这座即将废弃的三栋建筑可以每月收取五万元租金。我走访了这些家庭，发现其生活条件实在不堪：拥挤、黑暗、阴冷，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啤酒的味道。这些建筑最初是按照生产而非居住的标准设计建造，一些家庭只能共用一间没有暖气、自来水和厕所的房间。
- ⏱ 2024-02-06 19:43:24
📌 为了解决交通运输的问题，外地人自己在燕郊和浙江村之间新建了一条公共交通线路。一些温州商人和两个北京小巴司机签订合同，让他们来运营这条线路。每辆货车可以搭乘20名乘客，每天跑两个来回。不管有多少乘客，这两名司机每月可以得到800元薪水，而一张往返票价的价格是30元。正常情况下，除去支付给司机的薪水以及油钱，这些老板每天可以净赚七八百元。这些交通安排帮助外地家庭维持自己的生意，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往来通勤过于昂贵且耗费时间。
- ⏱ 2024-02-06 19:43:35
流动人口领导层的运作
更紧密合作还是更深层控制？
- 📌 1998年1月，一年零四个月之后，当重访浙江村时，我惊讶于这一地区新辟出的市场的数量。社区在迅速扩张而不是衰落或消失。一座新落成的六层建筑是名为“大红门服装城”的现代化大型商场，这个服装加工贸易中心是市、区两级政府规划的落实（见图20）。这里有几百家店面和几千个摊位可供出租给外地人，其中还有旅馆、饭店、娱乐设施和其他服务。据估算，每天有数万名顾客光临此处。这座服装城由北京市政府设计，但具体工作由丰台区政府开展。温州人投资建设或是参与这里的生意，作用非常重要。起先，过去曾经拆除温州人大院的丰台区政府失去大多数人的信任，以致难以说服外地人投资这一项目或是注册商铺。区政府官员们因此不得以去寻求像甄老板一样的领头人的帮助。这些领头人开始既不愿帮忙也不愿参与，但不久他们便意识到这其中大有可赚。因此他们再次扮演中间人的角色，在投资过程中协调各方。他们的行动也带来相应的回报，例如，甄老板在商场中以折扣价获得几个摊位，并被政府特许重建两处私人大院。通过这种方式，领头人们的角色也部分得到恢复。
- ⏱ 2024-02-06 19:45:45
结论
- 📌 许多北京的外来人口社区再次成为拆除对象。那一年的1月末至2月初，这座城市最大的外地人聚居区之一、位于魏公村和甘家口的“新疆村”被海淀区政府用推土机夷平。这里曾经居住着超过1000人，在整个90年代他们开办了大约50家家庭经营的饭馆，主营新疆风味的食品。一位亲眼见证了某社区被拆除的人如此形容这一运动：“现代化的畸形幽灵昂起它丑陋的脑袋，准备再一次击倒心爱的北京。”其他一些流动人口聚居区，例如三里屯，以及几百个自发形成的外来人口市场也成为清理的对象。行动常用的托辞无非是拓宽道路，缓解交通压力，以及为五十年国庆美化首都环境。因为他们不享受任何权利也无处申诉，所以没有城市户口的外地人在这样由政府推动的驱逐过程中总是最易受到伤害。但即便无数的街头市场和聚居区被强力清除，运动结束之后，外来商人和业主还是会搬回来重新建设。
- ⏱ 2024-02-06 19:48:00
附录：关于田野调查情况的说明
- 📌 最后，作为一名独自在一个规模庞大的社区当中开展研究的年轻的中国女学者，我同样经历了一些与性别相关的问题。浙江村内有大约10万名居民，并不是人人都理所当然的认识我。除了那些与之相处的家庭，我也经常会与“陌生人”互动。仅仅是因为我独自一人又乐于和别人攀谈，那些外地商人便经常将我误认为性工作者，因为在他们本地的文化当中女人不应该单独和陌生的男人交流。在田野调查最开始的时候，我和一个男性业主在他的服装店里有过一次非常恼火的遭遇。纵然我反复向人们解释我是一个对外地人生活感兴趣因而为了学术目的来做研究的学生，但很多人觉得我只是羞于讲出事实而已。即使是作为一个民族志作者，我也难以逃脱本地人对性别界限的假定以及道德准则。
- ⏱ 2024-02-06 19:49:07
读书笔记
大院：外地人自己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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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曾经将与官员建立关系类比作与神祇建立关系：如果不尽本分去烧香上供，你就不能指望佛祖的帮助。地方官员所获得的好处不仅仅是免费的吃喝玩乐，还包括向老板们高价提供的各种资源。例如，作为负责人的官员们可以向外地人居住的大院征收两到三倍于本地居民的电价。这超出的部分大都中饱私囊。但是在严重供小于求的市场当中，即使是这样的交易也仍旧被看作是对外地人的帮助，否则他们可能享受不到任何城市资源。 ^225207353-7OI2OSAIo
- 💭 这个比喻很好。
- ⏱ 2024-02-03 20:27:44
地方秩序与民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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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各种形式的民间组织向来是农民造反的源泉，而中国共产党自身也是通过工会、农会和妇女联合会等民间组织才巩固了自身的权力，那么政府对民间组织的忧虑就不难理解。今天，官员们仍旧担心民间组织会变成反对社会主义政权的对立的权力中心。 ^225207353-7OLTPNXeg
- 💭 知已知彼
- ⏱ 2024-02-06 09:17:13
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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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夏天，两个外地人在这一地区被枪杀。很多人相信这一事件强化了一些高层领导对流动人口社区所持有的负面态度。据说高层针对如何处理城市中流动人口聚居区这一问题做出几点指示，并向市政府施压，要求他们抑制这些区域内非正式权力的扩张。1995年7月8日，关于如何管理流动人口的全国会议在福建省召开。与会官员要求地方政府将与流动人口所引发的犯罪和混乱问题的斗争，提升到保卫社会主义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工作日程的首位。重压之下的北京政府要做出表率，通过清理浙江村，新一届市政府宣示了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对高层领导的忠诚。 ^225207353-7OMyptmE0
- 💭 1995年第一次拆除。
- ⏱ 2024-02-06 19:36:45
流动人口领导层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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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95年11月24日，一个特别委员会起草了一份题为《关于在河北省建设浙江北方商城可行性报告》的文件。报告提议在燕郊地区建设一座大型多功能商业中心，包括生产、市场、仓储、居住与服务、教育五大分支。整个项目耗资10亿人民币，将可以吸纳一万户家庭的生意。项目的目的是为流动的温州人创造一个安全、稳定、永久的社会经济空间，同时，如报告所说：“促进浙江商业精神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以便协助推动中国的市场经济向前发展。”这一项目计划牵扯到广泛的机构和人群，包括浙江省驻京办、温州市驻京办、河北省各地政府、两个温州私营公司和温州流动人口代表。他们还将成立一个独立公司，负责募集资金并负责项目运作。尽管项目所牵扯的政府部门仅仅扮演着次级经济单位的角色，但他们的参与给项目提供了特定的合法性，也是一种政治保护。 ^225207353-7OMyWpMds
- 💭 1995年，燕郊房价还不是很高。
- ⏱ 2024-02-06 19:44: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