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晚清的经济历史
2022-08-31 00:07:51
洋务运动在清末经济史上是一个彻底失败的运动(郭廷以,1993,pp544-600,费正清,编,上卷,陈锦江,1993,pp428-532,费正清,刘广字编,下卷)这个运动是在政治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因此以坚持清朝政府的政治垄断，没有司法独立和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为基础。与民治维新模仿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相反，洋务运动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制度，以此为基础来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这种方法使得政府垄断工业的利益与其作为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使其既是裁判，又是球员，因此利用其裁判的权力，追求其球员的利益。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使得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且压制私人企业的发展。而明治维新时不但在宪法中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并且全面模仿英国，德国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但却不放弃天皇的实权，不搞虚君共和)，除了在人民不知企业为何物时，办过几个模范工厂外，基本上不办国营企业。因此政府可以发挥公平司法，执法的第三者仲裁功能，私人企业得以蓬勃发展起来。
2022-08-31 00:10:52
首先清朝末年很多清政府与外国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清政府自取其辱，其中义和团事件是个典型的例子。这一事件的背景是慈禧太后镇压戊戌维新运动后被国内外认为失去领导中国的合法性，因此她的理亏心态成为触发义和团事件的内因。当时中国政府坚持不准民间自由结社的传统，视独立于官方的教会为对清朝政治和意识形态垄断的威胁，因此企图利用义和团迫害教会和外国人。慈禧一反镇压民间结社的传统，支持义和团，进攻外国公使馆，打杀外国人，这在国际上被公认为犯罪行为，因而招致各国联军干涉，慈禧太后犯下这一罪行时，其关键因素是被部下关于外国人支持光绪帝复辟的传言所激怒，所以此事件实质上是慈禧镇压光绪帝改革后失去人心和统治合法性危机的暴发，而不是简单的外国人侵略中国。
二、民国经济史(1912-1949)
2022-08-31 00:14:50
清末民初，中国的政治人物并没有形成这种共识，因此宪政并没有坚实的道德共识的基础。所以宪法规则并不是中国政治家的行为准则。例如孙中山在自己有机会掌权时就极力鼓吹总统制，在自己没机会掌权时就鼓吹内阁制，在自己军事实力强大时(护法战争后)，就支持中央集权制和武力统一，而在自己军力弱小时(1915年旧国会复会时)，就支持联省自治。孙中山在野时反对专制，一旦军事实力大了，就开始讲军政，训政(专制的另一中说法)，表现了不能出以公心以社会利益为重选择和尊重游戏规则，而是以自己的政党利益为选择政治游戏规则的标准。
袁世凯更是典型的机会主义，在他向清朝争权时就反对君主立宪，逼清帝退位，而他一旦大权在手，就鼓吹君立立宪，而当他看到自己发展的政党在议会可能败给国民党时，就开始想办法迫害国民党，取消新闻自由。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950-1978)
2022-08-31 09:04:44
因为宪政最重要的条件是政治竞争游戏规则的公平性，其突出表现为失败方要自愿承认失败，这是为什么每次美国总统竞选，失败的候选人承认失败比胜方宣称胜利重要得多。而败者承认失败当然以游戏规则真正公平，满足模糊的面纱的原则为基础。英国人打败清朝时，也极有耐心，要以条约的方式得到清政府对失败的承认。其关键是条约本身是FairPlay(玩的就是公平)。但1949年内战结束，共产党从未考虑请战败的国民党回到谈判桌，自愿签订新条约(或新宪法)。这再一次说明意识形态对宪政的重要。英国人相信新教，追求「玩的就是公平」，类似楚汉相争时的楚霸王，以尊重游戏规则为要务。而毛泽东却相信成者王，败者寇的原则，看不起楚霸王(不可沽名学霸王)，而佩服不尊重游戏规则的刘邦。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游戏规则歧视和迫害最大的反对党，为日后执政党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制度化的条件，因此使一系列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选择犯下严重错误。更重要的是，国民党至今没承认失败，中华民国一直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另一个中国，形成两个中国局面。
2022-08-31 00:21:29
共产党认为租佃制度是种地主剥削农民的制度，因此向土地投资的人不但对经济无贡献，反而是罪犯。在这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于1950年在中国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不但违反了抗战中共产党作出的不再侵犯地主财产的宪政承诺，而且犯下了许多刑事罪，很多地主的财产不但被侵吞，而且在侵吞过程中，杀害了很多地主及其家属。这种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就不但是一种对经济学的无知，而且也是国家机会主义的极端，国家政权犯下反人类罪，谋杀罪。这类罪行的合法化，为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国家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开了宪制先例。
2022-08-31 09:01:01
与苏联不同的是，中共各次对非共产党和不同意见的党外人士的政治迫害都是采用群众动员，由官员和政治宣传鼓动起来的盲目群众采取不经员警机关和司法程序的恐怖主义，政治迫害，而犯下反人类罪(Teiwes,1965,pp85-88)。对这种罪行很难实行二次大战后国际公认的审判反人类罪时实行的非免责原则。中国的犯反人类罪者可将罪责推给群龙无首的群众运动，因此不易对这类犯罪行为采取类似1990年后德国对前东德政府犯下的反人类罪采取的司法行动。
2022-08-31 09:08:50
三年大饥荒是集权专制制度可造成的人祸严重程度的一个最好案例。由于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运动等一系列对反对派的政治迫害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成为一个完全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对反右派运动的详尽记载见丁抒(1993)，对反右倾运动的记载见丁抒(1996，pp.37-86)，对三反，五反，镇反，肃反的文献记载见Teiwes,(1962,pp85-88)。这些运动后，政府领导人听不到社会上对他们的批评声音，只听得到歌功颂德的声音，而党的领袖对下级被迫作出的浮夸和虚报，信以为真，并予以鼓励，而对批评反对意见进行政治迫害，最后政府得到的资讯完全失真，官员们在虚假的情报和互相欺骗中度日，因而做出极端错误的决策，酿成世界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饥荒。
2022-08-31 09:09:57
刘少奇和不少领导人都知道人吃人事件，也报告了毛泽东。他拒绝认错，又发动兴修水利高潮，要求超过1958年的规模。建筑这种水利工程过程中农民完全丧失人身自由，像奴隶一样劳动，干部打死人的事件非常普遍。基层干部大量腐化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基层干部利用无限的权力奸污妇女，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大搞特权(丁抒，p195,p242,pp151-152)。随便打人的现象一直延续到1961年，这也与「政法大跃进」，取消律师，陪审制度有关(丁抒，pp152-154)这种司法制度的倒退后来被毛泽东总结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2022-08-31 09:11:40
这次世界最大的饥荒并不光是毛泽东个人的罪行，而且是专制独裁的社会主义制度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的必然后果。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Sen,1977,1981)指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饥荒并不是单纯缺粮引起，而是特权阶级在粮食短缺时将有限的粮食集中用于他们的生活，而不顾最缺粮的下层人民的急需。
2022-08-31 09:12:39
这说明一党独裁的专制制度一方面是粮食短缺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在给定短缺的条件下，饿死过多人的原因。很多学者，中共干部和一般百姓都同意三年大饥荒比民国初战乱和日本人侵略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都要深重(高华，p.64)。这也说明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对经济发展的破坏可能超过霍布斯丛林(战乱)对经济发展的阻碍。
2022-08-31 09:26:24
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大跃进的失败是由于重视农业和粮食不够，提出从「以钢为纲」改为「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又回到了中国古代失败的重农抑商之产业政策。这一决策在毛的同事主张退够，但又不能公开反对毛的政策条件下造成工业大规模收缩，很多人口被赶到农村，使城市化水平下降，甚至在国民产出连续下降三年后经济开始恢复时，工业产值还在下降。这后来成为毛泽东反攻倒算的一个理由，他称此为「工业下马风」(房维中,pp322-372)。
四、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2002)
2022-09-01 09:06:58
从1954年开始生效的户籍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自由流动。尽管近来这一制度有了改革，在大城市允许没有永久居住权的移民每年更换暂住证。但是，在中国的大城市中从农村来的移民还比不上美国的绿卡移民的地位。
2022-09-01 09:10:43
中国的宪法与苏联的宪法的区别之一是在它的序言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被当作中国权力结构合法性的来源。尽管西方法律学者认为序言没有法律效力，它关于权力来源的看法与权力起源是来自上天，而不是来自契约和被治者的同意的老看法相似。西方消极宪政主义者，如皮伦(Pilon,1998)特别注意中国宪法的三个特征：第一，它是实用主义的。它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定了一套特定目标。因此，它更像一个「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第二，在中国的宪法里，没有关于公众如何批准宪法的条款。它没有给出公民怎么参与并同意这样影响深远的一个目标的指示。这就产生了关于中国宪法的合法性问题。最后，所有公民权利是由国家和党组织给的，但国家和党组织对权力的垄断来自「上天」–「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而不需要正当的理由。因此，皮伦(Pilon,1998,p.355)称中国的宪法为「追求无限政府的一个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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