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人口：增长与迁徙 POPULATION: Growth and Migration
📌 在中国，一个人如果比他的父亲死得早，他的父亲就会拍打他的棺材，以示对他不孝——因为他此生和来世都不能继续担负起照顾父母的职责——的象征性惩罚。这种仪式性行为虽然很细微，却是葬礼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它凸显了父与子关系和子与父关系这两种关系的不同，也突出地反映了中国社会与当代西方社会在家庭概念上的差异。在中国，孩子受到重视并非是因为他 （她） 是一个注定要发挥自己独特潜力的个体，而是因为他 （她） 能帮助家里干活，能传宗接代从而使家族姓氏得以延续，能照顾年老的父母并在父母故去后料理后事——如果这个孩子是男孩的话就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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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主义是“中国社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任何类型社会的根本所在”，在这样的社会体系中，是否能够对家庭福祉有所贡献就是评判一个人言行最重要的标准。如果一个人对家庭有贡献，那么他就是好的，否则就怎么都不好。 [1] 也许这么说有夸张之嫌，因为中国人也有家庭以外的生活场域，不过，说家庭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据着最为重要的位置却是毫无疑问的。家庭是“中国社会秩序的战略核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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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通过婚姻建立了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家庭——只要他们的孩子还未成年，他们的家庭就属于小家庭类型；当他们的大儿子结婚并将儿媳带入父母的家庭以后，这个家庭就变成了主干家庭；如果第二个儿子也结婚了并且也把妻子带入这个家庭，那么这个家庭就成了联合家庭。然而，如果父母故去或决定分家，这个家庭的类型就会再次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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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父母养育子女，目的是使得他们成长为独立的、自我实现的个体；而在中国，父母养育儿子——养育女儿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是为了将来儿子能反过来支持他们，并使家庭血统能够无限延续下去。按照家庭主义的规约，中国的丈夫和妻子必须至少生一个儿子——当然，儿子越多越好，而这对夫妇所有的儿子、儿媳以及他们的后代都要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五世同堂”就是中国人的理想家庭。然而，只有不超过6％～7％成的家庭能达到这种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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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社会才形成了长子婚后仍旧在家里与父母同住并照顾父母的习俗。长子以外的其他儿子在结婚以后必须搬出去。虽然大多数情况是如此，但至少一个儿子必须在婚后与父母同住。在家庭主义系统中，这是既定的道德。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富人家的财产虽足够支撑一个联合家庭，却尤为容易被分割。富人往往比穷人结婚要早，所以生的孩子更多。此外，比起穷人，富人会娶妾并因此生育更多的子女，而妾所生的儿子也被赋予了分割父亲遗产的权利，当然，他们所得到的份额通常会比父亲原配妻子所生儿子得到的份额要少。生在富裕家庭里的孩子们能得到更好的养育和更好的医疗待遇，因此活到成年的几率更高；而穷人家所生的六七个孩子里要是有两个能够活到成年，便是“烧高香”了。 [4] 富裕家庭的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意味着家里会有更多的儿子能长到成年，并因此有机会分割父亲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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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某个富裕家庭的家长本人如果较为强硬，能在有生之年让儿子、儿媳以及孙辈跟自己共同生活，那么这个家庭就能发展成联合家庭。有些时候，他的儿子们在他死后仍在一起生活，那么这个家庭就成了兄弟联合家庭（fratemal joint family） ，但这种家庭很少能够在一起生活很久。最年长的哥哥一般都会要求弟弟们对他顺从，但因为没有经济上的长子继承制体系作为支撑，兄弟间没有哪个人拥有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法律权威或经济权利。因此，在这种家庭中，兄弟间经常会因为对共同财产的管理和共同收益的处理而发生矛盾。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中国兄弟之间很难相处好的现象了，“兄弟们在成年之后有一种彼此敌视的先在倾向”。 [5]此外，妯娌间的嫉妒和敌意会让兄弟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如果某个兄弟的小家庭在大的联合家庭中得到了更多份额的财产，或没有担负起与其得到份额相匹配的工作量，对此，妯娌之间往往比兄弟之间产生的怨恨要更大。妻子会不停地跟丈夫抱怨种种不公平，使原本已经关系紧张的兄弟对彼此更加质疑，直到他们觉得再也无法忍受彼此。接下来，即使这些兄弟仍旧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也会分开过——所有的兄弟都建立一个属于自己家的厨房，不在一起做饭也不在一起吃饭。最后，他们可能会选择分家产从而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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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至唐代的女性经常可以很自由地与男性交往，离婚对她们而言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而且女性对于贞操的态度，无论是在婚前还是在婚后都比较开放。即使是到了宋代晚期，一个上层社会的女性如果没有兄弟的话，她也可以继承她父亲的财产。13世纪以后，对女性的压制开始变得严重起来。新儒学在宋代晚期成为主流的社会思潮，这强化了从前班昭提出的以父权制为准绳的对女性言行的严苛标准。随着蒙古人的统治在1368年被推翻，对中国本土的生活方式的推崇得到强势复兴，提倡禁欲的新儒学关于女性的理想在整个中国社会得以普及。女性的贞操成为一种虚幻的崇拜：一个女人如果被强奸了的话，自杀就是唯一可以证明她美德的选择；寡妇再嫁会受到谴责，儒学家们还经常为“寡妇是应该殉葬来表达对已故丈夫的忠诚，还是应该活下来侍奉公婆和养育孩子”的问题进行争论。无论如何，这就是帝制时代晚期中国社会的旧式理想。然而，现实却往往与理想相悖。明清两代，寡妇再婚几率其实很高，有时候这是出于经济的需要，有时候是因为公婆逼迫她这么做，这样公婆就可以占有她的嫁妆和她已故丈夫的那份财产。此外，对生活在农村的底层人来说，女性贞操并不是最重要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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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生男孩才能传宗接代，而且男孩才能帮家里干农活，在父母年老时侍奉他们，并且在父母亡故之后承担起祭祀祖先的职责。相形之下，女孩是父母的负担和“赔钱货”，在她17岁左右嫁人之前，父母要供养她吃穿，当她刚刚长大能帮家里做家务和干农活时，她却很快会嫁到陌生人家里。有一句老话叫做“生女孩就像是家里着了夜贼”。当然，也有例外。如果一个女孩是她母亲的第一个孩子，那么她的出生也会给家人带来些许欣慰，因为这表明她的母亲有生育能力，也预示她母亲有生男孩的希望。年轻母亲的某位年长且经验丰富的朋友甚至会从这位年轻母亲头胎生育女儿的事情上看出更加积极的趋势，因为大女儿将来会成为弟弟们的好帮手。其实，绝大多数家庭都希望家里有一个女儿，当然，最好只有一个女儿。一家如果生了好几个女儿，就会被认为遭到了诅咒，对贫困家庭来说，更是如此，因为这意味着这个家庭需要养活更多只消耗不产出的人口。有时候，一些家庭会在一个女孩刚出生时就把她溺毙在水里，或（父母更常见的选择是） 直接把她扔掉让她自生自灭。然而，对中国杀女婴的频率的描述可能存在夸张的成分，因为其实在处于困境时，父母被逼无奈时也会放弃刚出生的男婴。根据对1851年到1948年之间的杀婴统计，这一期间女婴被杀死的比率约为5％，男婴被杀死的比率约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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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常见的现象是，一个穷人家的女人如果刚生了一个女孩，她就会去一个富人家给那家孩子当奶妈，而她自己刚出生的女儿则必须靠米粥而不是母乳存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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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的美国，父亲习惯像朋友那样跟儿子相处，而中国的父亲没有这种概念，他们总是倾向于严厉地对待儿子，让儿子觉得父亲是严厉的、苛刻的和遥不可及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言传身教地教育儿子所必需的。对儿子来说，父亲似乎是令人敬畏的和不苟言笑的人，所以只要有可能儿子就会避开父亲。因此，父子之间多的是规矩，少的是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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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女孩子们缠足的另外一个目的是提升她们的性吸引力。男人们痴迷于缠足女人穿的绣花小鞋，缠足女人摇摇摆摆地走路和她的翘臀都能唤起男人的性冲动，男人们都幻想着爱抚女人的三寸金莲——这甚至不输于女人的性器官对他们的吸引力。对传统社会的中国男性来说，女人有漂亮的脸固然很好，但拥有一双小脚却更有吸引力。小脚不仅是美的，更代表着小脚女人出身上层社会并受过良好教育。长着天足的女人，找到一个好丈夫都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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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入洞房之前甚至从未见过对方，反过来，如果两个人婚前就对彼此有感情，则非常容易引起争议。如果年轻人有权利选择伴侣，他们就会容易受到感情、外貌或性吸引力等因素的影响，如此上述这些“短暂的”和“不重要的”因素就会凌驾于家庭需求和幸福之上。当一桩婚姻被妥当地安排好了之后，新娘在来到婆家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被正式地带到公婆和家庭其他长辈面前，然后才被送入洞房，而这个时候她才会见到她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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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婆婆通常会以容忍和友好的态度来开启她与儿媳的关系，但是年轻的儿媳对于干家务活相对生疏，毕竟她在自己父母家里学到的与在新家里学到的不太一样。另外，儿媳对于婆婆继续掌控她的儿子也具有潜在的威胁——关于这一点，当我们接下来讨论“子宫家庭”（uterine family） 时会更为明显——这也是为什么两个女人之间很快就会出现裂痕的重要心理和实际因素。或早或晚，两个女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冲突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相对于儿媳的谦恭，婆婆总是显得霸道、专横和残忍。相应地，一个女人刚结婚的第一年通常也是她一生当中最为紧张的一年。如果她遭到婆婆的打骂或者虐待，她是无人可以求助的，她的丈夫和公公都不愿意掺和进来。她可能会跟自己的娘家父母抱怨，但人们认为婆媳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没有这种矛盾反而是不正常的和令人觉得奇怪的，所以儿媳偶尔挨打被认为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她的父母通常也不愿意介入。通常邻居家女人的存在却有可能节制婆婆虐待儿媳的行为，因为邻居家女人如果将婆婆虐待儿媳的闲话传到村子里，婆婆的脸面就会没处搁。绝大多数新媳妇都会觉得自己的新生活无法忍受，但是想要逃脱却没那么容易。一个女人想要逃回自己娘家或长期待在娘家是不可能的，因为她已不再属于娘家，她的父母也会把她看成是负担，并且认为这样会让他们很尴尬。理论上，她是可以离婚的，但实际上离婚是被严格禁止的，除非她再婚，否则她将无法维持生计。而且，那些可能接受“二手货”的单身汉通常都很穷困，毕竟他们都是因为支付不起彩礼才没结婚的。在这种情况下，离了婚的女人如果年轻漂亮，就很有可能沦落为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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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新娘子从紧张和不愉快的氛围中解脱出来的时机通常是她第一个孩子出世的时候。她希望这个孩子是个男孩，不过即使是个女孩，也至少证明了她有生育能力，能给这个家庭生育男孩传宗接代。其实，她在没有生第一个孩子之前，一直就没有被当作是这个家庭的真正成员。现在，她成功地在这个家庭里占据了一个位置，并且相对有所保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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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她在结婚之前死去，她的父母就会面临一个不知如何安放她灵魂的尴尬局面。按照传统，她不属于任何家庭，她的牌位也不能放在她原生家庭的祭台上。但同样情况下，男孩却可以，就像一个村民所说的那样，“如果你把一个令人厌恶的东西放在祭台上，祖先一定会很生气”。 [11] 因此，很多家庭都把象征女孩灵魂的、装有夭亡女孩骨灰的小布袋安置在家里某个黑暗的角落里——虽然中国一些地方的民众都认为把女孩灵魂安置在家里任何的角落都会给家里带来霉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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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的媳妇只有在有了自己的孩子后才能找到对这个新家的归属感，但这只限于她对由母子构成的家庭的认知，也就是说，她对家庭的概念是“子宫家庭”，这与她丈夫对家庭的认知全然不同，后者是一种“姓氏家族”（surname family） 的概念，即这个家庭包括这一姓氏有血缘关系的所有成员。女人的“子宫家庭”将在她儿子把儿媳娶进门并生儿肓女之后得到扩展。不过，儿媳的到来却给“子宫家庭”带来了新的矛盾，因为儿媳的存在至少对婆婆继续掌控自己的儿子带来了挑战，婆婆的安全感因此受到威胁。这也是中国婆婆强烈反对儿子恋爱结婚的原因——一切基于爱情的婚姻并不利于“子宫家庭”的扩展，相反都会使其面临解体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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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女人关于子宫家庭的概念也会逐渐转变，最后与她丈夫的父系家族（patrilineal family） 的概念统一起来。这个时候，她和丈夫才真正地形成了共同利益并且建立了共同的感情。在婆婆去世后，她开始成为这个家庭的掌事人，在家里的地位也非常稳固，由此她也建立了对这个家以及邻里和所在村落的无比熟悉的感觉。她不再是一个心怀恐惧的外人，而是这个家庭的女性家长，也许已经也有了她可以折磨的儿媳。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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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法律上讲，婚姻的主要形式和次要形式其实没有本质差别，但从心理角度来看，两者则有很大的差别。在婚姻的次要形式当中，夫妻亲密程度和对彼此的满意度要比主要形式中的夫妻弱得多，因为他们曾像兄妹或姐弟一样被抚养大，所以他们对婚姻感到极度厌恶。成为兄妹或姐弟的他们——至少在心理上如此——对发生性关系也非常反感，最终必须由他们的父亲或家庭强迫他们在新婚之夜圆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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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婚前是如何约定的，入赘的丈夫都会很悲惨，因为中国社会关于家庭的价值观是儿子必须延续自己家族的血脉世系，服侍自己的父母并祭祀自己的祖先。一个远离自己父母的男人怎么都会被认为是不人道的和不道德的，他会被乡里乡亲所轻视，即便是本应觉得欠他人情的妻子的家人也会像对待佣人那样对他。即便如此，入赘的人也不在少数，几乎每个村子都会有一些穷得拿不出彩礼也没有继承财产可能的光棍汉。入赘，虽然是个降低身份的事情，但对这样的男人来说毕竟是能够娶到媳妇和获得经济保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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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主纳妾时不会给小妾任何好处，也不会举办婚礼，小妾在社会和法律地位上也大大低于地主的正妻。小妾通常需要卑微地承担起没有人愿意干的活儿，并且给正妻当佣人。她可能因地主的一时之念就被从家里赶走或被卖掉。然而，小妾并不仅仅是提供性服务的家奴，与正妻一样，她也必须从不同于地主的异姓家族中选取，因为她的孩子也会成为地主的继承人——虽然她的孩子与正妻的孩子不可能享有同等地位；而且在她死后牌位也会被安置在地主家的祭台上，当然有可能只是被放在一个不显眼的位置上，而且不过一代就会被挪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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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里的邢夫人就总是支持自己的丈夫纳妾，她说：“大家子三房四妾的也多，偏咱们就使不得？”在这种情况下，小妾就会受到较多的包容并且过得比较愉快。然而，更多的情况则是正妻对小妾心怀嫉妒，这种情况下，小妾就跟儿媳一样，如同生活在地狱中。如果这个小妾是被自己父母卖给人家的，那么她也不可能从原生家庭那里找到支持和安慰，而且地主也认为女人的事情不在他管辖范围内，因此不愿意掺和到两个女人之间的争斗当中。由此，纳妾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生活中总是作为破坏性因素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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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社会对嫖妓的高容忍度在一个著名的孝子故事上得到了最好的证实——一个儿子为了满足父亲的愿望带父亲逛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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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出轨的女性主要是想要给她丈夫家生育一个男性继承人，但她那个“兄弟”般的丈夫却总是避免跟她发生性关系，所以她必须去找丈夫以外的人——有时候甚至是婆婆授意她这样做的——这样她才可能怀孕。 [19] 这都是在服务于家庭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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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中国社会的家庭和个体 The Family and the Individual in Chinese Society
📌 一位俄罗斯外交官在1972年曾经这样发泄他对中国人的怒气：永远不要以为你了解中国人。不要相信你会弄明白他们。中国人是不可知的，我们永远理解不了他们。你知道吗？让我来告诉你：根本问题在于他们不讲道德，他们为形式而活，为表现而活，为面子而活，根本就不在良知的层面上考虑问题。道德和良知呢？先生！ （他很激动， 捶打自己的胸膛……） 个人良知是我们西方基督教文明最为珍视的品德。我告诉你，西伯利亚不识字的伐木工和美国教授之间，法国农民和莫斯科学者之间都有着成百上千个共同点，但是这些人跟中国人都没有任何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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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9世纪到12世纪期间，道教和佛教开始走向衰落。在元代，虽然皇帝曾向道士咨询和寻求精神慰藉，但大众却不太信仰道教。佛教也逐渐失去活力，寺庙不再是普度众生的场所，却成了人们避世的场所。和尚在智识和道德方面不再是表率，也不再具有传达教义的职能。在众多佛教流派中，只有禅宗和净土宗这两个流派因强调宗教实践而非哲学思考而保持着活力，但到了帝制时代晚期，就连这两个流派也面临着教义和制度衰落的困境。 [2]随着道教和佛教的衰落，儒家思想和本土信仰逐渐走上了复兴之路，当然，它们也是因为融合了佛教和道教思想和特点才得以复兴的。比如佛教的灵魂转世和因果报应观念就被融入了民间信仰当中，而且佛教的菩萨也被纳入了民间信仰的万神殿。此外，民间信仰还从道教那里吸收了巫术和神化历史上或传说中的伟大人物等做法。尽管民间信仰经历过种种与其他宗教的融合，但从基本要素方面来看，帝制时代晚期和现代化早期的民间信仰仍旧是两千多年前孔子时代的那个民间信仰，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 ⏱ 2023-06-10 23:19:04
📌 土地神与其信众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但土地神的职权范围是严格控制在一定地域之内的。当一位农民移居到另一个村子时，他与从前村子的土地神之间就没有关系了，因为以后他就归新的土地神管辖了。在中国，土地神庙到处可见。一般说来，土地神庙就是一座小房子，通常建在村子中心地带。其实农民更倾向于在小路或者田间地头搭建更小的，甚至和家里狗舍差不多大的土地神庙，这样他们才能随时举行仪式，而不是非要赶到镇中心才能办这些事。一些家庭甚至在家中的神龛里供着土地神像。
- ⏱ 2023-06-10 23:20:49
📌 比神低一级的则是普通男女的灵魂。这些普通男女在故去之后是变成祖先还是变成鬼魂全看他们的命运了。关于一个人拥有多少“魂”，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中国人相信每个人都拥有36个“魂”，但是宋代大儒朱熹（1130―1200） 断定人只拥有10个“魂”，其中7个属性为阴，另外3个属性为阳（由此可见 ，儒家最著名的哲学家也是民间信仰的信徒） 。
- ⏱ 2023-06-10 23:21:10
📌 中国人往往从典型的实用主义立场出发，认为他们不必给故去的所有祖先献祭，就算没有别的原因，家里的祭坛也放不下那么多人的牌位。相应地，一般家庭通常也只祭祀那些最重要的或最有权势的祖先（比如这个世系的创始者或生前当过官的祖先） ，或那些能被在世的人记住的祖先（祖父母或高祖父母 ，但不会再超出这个范围） 。较为次要的或更久远的祖先的牌位会通过某种仪式被烧掉或埋掉，所以也必然会从祭坛上撤下来。据推测，这些被烧掉或埋掉牌位的亡魂会彻底消失，但并不会沦为饿鬼
- ⏱ 2023-06-10 23:21:46
📌 在山东，人们把夭折的婴儿埋得很浅，这样方便野狗把尸体挖出来吃掉，对此山东人是这样解释的，“肯定有个恶灵藏在孩子的身体里，否则那孩子不会那么早就死去，如果野狗把他吃了，恶灵就会进到狗的身体里，也就不会再附到这对父母下次生的孩子身上了”。 [6]
- ⏱ 2023-06-10 23:22:23
📌 尽管堪舆师和普通民众对此观点并不一致，但对测量风水的结果的态度却是一致的。堪舆师用风水罗盘来测评阴阳两种力量的平衡，这样总是能选出在审美上令人愉悦的地点，而普通民众可能完全被各种堪舆师的测量方法和术语搞糊涂了，但是他们也会因为父母的灵魂安放在一个舒适和安心的地方而感到满意。
- ⏱ 2023-06-10 23:24:25
第3章 神、鬼和祖先：民间信仰 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The Popular Religion
- 📌 “我亲眼看到那些主子是如何对待那些农奴的”。他们完全不把农奴当人看，对农奴们挨饿受冻完全不在意。农奴死后，主子甚至不让农奴的孩子为其服丧和哀悼，更甚者还对农奴的妻女进行性侵犯。 [6]大量农奴，特别是在地里干活的农奴与自由人是完全不同的。在地里干活的农奴基本上都不是家生奴才，他们把自己连同自己的财产，终身或在特定期限里交给地主；有些人选择当农奴甚至是为了能娶上媳妇，比如说把自己卖给地主20年，以此换得一场包办婚姻。
- ⏱ 2023-06-10 23:26:52
第4章 农业：概况 AGRICULTURE: An Overview
- 📌 韩丁（William Hinton） 在其代表作《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里描述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农民因为地主强奸了他媳妇而动手打了那个地主，就被拴住头发吊起来毒打，最后这个农民头皮从头骨上撕裂下来，摔在地上流血过多而死”。韩丁还说，那些没有按时交租的农民会挨打，如果地主觉得这还不够的话，就会“把农民从其租种的土地乃至家里赶出去”。 [23]
- ⏱ 2023-06-10 23:28:51
第7章 帝制时代晚期的制造业：失败的工业革命？ MANUFACTURING IN THE LATE IMPERIAL PERIOD: A Failed Industrial Revolutio
- 📌 比如，宋子文在美国拥有超过4700万美元的财产，还拥有通用公司和杜邦公司的控股权。还有一种说法是，宋子文和他的两个姐妹——蒋介石夫人和孔祥熙夫人在美国银行共同拥有8000万美元的存款。这些说法给大众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即国民党已陷入了无可救药的腐败当中。不过，这些指控可能稍显夸张了。宋子文在共产党即将取得政权之际离开中国时，他的全部财产据说“尚不足一百万美元”，对于作为中国杰出的银行家的宋子文来说，这么少的财产似乎不合理，当然有人认为这个数字低到了滑稽的程度。 [24]
- ⏱ 2023-06-10 23:34:25
第8章 西方社会影响下的商业和制造业 Commerce and Manufacturing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West
- 📌 袁世凯在出任新诞生的共和国大总统之后，恢复了类似文职政府的管理体系。在1913年到1914年期间，为削弱省一级的权力，加强中央集权，袁世凯剥夺了各省军阀的行政管理权力，并在各省建立了文职政府。然而，袁世凯推行的一系列举措并没有使军政权回退到1911年以前的水平。1916年初，袁世凯宣布复辟帝制期间，军阀们重新获得了对各省的统治权，自此，中国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地方割据势力争夺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不幸的是，军阀主义招致了更进一步的军阀主义。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在不掌握军队的情况下掌握国家政权。当1927年的国民革命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以后，军人出身的蒋介石成为新政府的领导者。在他的领导下，最初的民族主义运动被转化为军人独裁统治，管理机构、政党、政府都失去了活力，军队成了政权的基础支撑。军事任务，包括镇压共产主义革命和地方武装力量，以及抗日都成了政府的首要任务。在这种政权中，军事委员会是核心权力部门。在那个阶段，军官在中国社会中获得了空前高的地位，这是当时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情况。一位研究者曾这样说，“在当时西方社会若干相对稳定的政权中，从社会地位上讲，德国军官远远高于英国和美国军官，但即便如此，德国军官对于政党的影响也不及中国军官对中国政党影响力的三分之一”。结果是，“在中国，革命引起的社会动荡使暴力专家（比如军事野心家） 能发挥更大作用，相比之下，符号专家（律师 、记者和教师） 能发挥作用的空间就缩减了”。 [8]
- ⏱ 2023-06-10 23:36:05
第9章 现代化早期的新社会阶层 New Social Classes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 白莲教推行性别平等主义，这在中国社会中其实是比较少见的，这可能跟白莲教的最高神灵——无生老母是女性有关。男女可以同时参加白莲教集会，这给朝廷斥责白莲教借某些仪式行淫荡之事提供了口实。当然，古代道教的确修炼所谓房中术用以凝聚元气，但并没有证据表明白莲教也有这个传统。不过，教主和徒弟之间乱交的事情倒的确发生过。1813年，后来成为八卦教领袖的林清曾到过一个学生的家里，然后跟他学生的妻子和儿媳妇发生了性关系，作为交换，林清让自己的妻子和继女也跟他的学生发生了性关系。这种乱交只是个人道德败坏，并非是宗教要求，而且也不是所有信徒都会如此。
- ⏱ 2023-06-10 23:38:11
📌 三合会跟其他民间教门比起来其实算不上是宗教组织。它没有咒语、冥想等仪式，其成员也没有刀枪不入的能力，当然也没有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三合会倒是有佛教、道教信仰，也信仰包括白莲教的无生老母等神灵，但是它主要崇拜的是历史英雄，其信仰对象中最著名的是关帝，这是一个生活在公元2世纪的、以忠勇著称的将军。三合会基本职能之一是为成员提供各种帮助和保护。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在家庭或家族中获得社会关系的，而工匠、商人或学者等远离家乡的人则在行业协会里获得一部分社会关系。对于穷人、受压迫的人和被原有社会关系抛弃的人及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来说，比如小商人、差役、失地农民、淘粪工、轿夫、码头工人、窃贼和走私者等，洪门就是他们获得社会关系网的地方。洪门是这些社会边缘人，还有一些地主和富人的“代家族”（Substitute Clans） 。 [5] 比如，为培养成员彼此相连的紧密感，三合会在入教仪式上让新招募的成员喝血酒（血取自于成员的手指头或者白公鸡） ，并且都追随创始人改为“洪”姓。三合会有很多名称，如洪门、三点会、天地会等。它是个庞大的组织，分会组织和成员遍布东至台湾，西至四川、甘肃，就连美国的夏威夷和加利福尼亚等地的中国社区也有这个组织。
- ⏱ 2023-06-10 23:39:47
📌 。三合会的行为与《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的行为相类似，强调内部成员之间的彼此信任、合作和兄弟情，却对外界有权有钱的人进行劫掠。《水浒传》是对12世纪一帮“不法之徒”的描写，深深地影响了洪门，后者在组织、仪式和自我形象塑造上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前者的仿效。
- ⏱ 2023-06-10 23:40:22
📌 应该说，中国人有着较为浓厚的地域偏见和排他主义倾向。比如抗日战争期间，四川本地人与从东部省份迁徙过来的难民之间彼此不睦，而台湾本地人和后来从大陆来的人之间也十分不合。因此，清代发生在客家人和广府人之间的最大规模仇杀事件延续了整整十二年（1856―1867年广府人与客家人爆发了一次大规模持械斗殴事件——译者注） 也就不足为奇了。据统计前后共有十万人死于这场仇杀，数千个村落遭到损毁。
- ⏱ 2023-06-10 23:42:24
第10章 社会当中的“阴”：秘密社团、土匪及纠纷 THE YIN SIDE OF SOCIETY: Secret Societies, Bandits, and Feu
- 📌 中国社会在20世纪爆发的三大革命——1911年的共和革命、1927年的国民革命和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在一定程度上都孕育于这种集体暴力的大环境。然而，秘密社团组织和土匪是否可被视为促生革命的进步力量？是否能被称之为“最初的革命者”？ [32]毫无疑问，孙中山是偶然地与秘密社团组织联合在了一起的，毛泽东也在1927年将井冈山两股“土匪”势力联合在了一起。不得不说，这些联合一直伴随着冲突、争吵，因为传统起义和现代革命这两者的终极目标并不相同。洪门和土匪都具有封建性质，他们并不反对现有的政治秩序，只是反对这种政治体系对他们的压迫和不公，他们因此只想在这个体系中给自身找寻一个更加有利可图和安全的位置，而不会寻求推翻这个体系。相形之下，现代革命则致力于推翻现有政治体系，因此现代革命与传统起义有着本质的不同。现代革命并非是对传统起义暴力形式的延续，相反，它的目标是消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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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常与变 CONCLUSION Constancy and Change
📌 社会文化领域另一个没有发生变化的方面是指第二章曾经提及的中国人社会行为的三大特点，即强调社会等级和身份、重视“关系”和“要面子”。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你很快就会发现权力价值观——民众对政府干部的从属和依赖——非常重要。比如，要干成一件事，要被大学录取，要晋升，最有把握的方式就是“认识人”，即认识那个掌握相关权力的人。一些美国政治学家对中国进行研究之后指出，中国政治体制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侍从或庇护体系”，当然，其实没有哪个术语比“关系”或者“感情”更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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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封建迷信”进行了主动而积极的打击。1949年以后，绝大部分传教士、萨满和风水先生及其他宗教专家都被迫放弃了自己的职业。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期间，绝大部分此前被保留下来的村庙或被砸毁，或转变成新成立的公社的办公场所。20世纪60年代之后，国家对民间教门的压制更为严厉。虽然遭到压制，民间信仰却仍然顽强地存在着。清明节期间，人们会去祭扫祖先坟墓，一些农民也会在自己家里私下给祖先上供。有些地区还重新建起了村庙，但官方舆论仍在声讨巫医治病、驱邪和看风水等活动，并抱怨这些活动在民间社会的“肆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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