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实行新民主主义
📌 这里需要回应一种观点，即认为土改把土地分给农民，农民还没有把土地捂热，共产党又从农民手里收回，这是对农民的“失诺”。其实，中共从来就没有承诺将自己的目标限定在“耕者有其田”的阶段，没有承诺，何来失诺？当时，中共的坚定信念是，农民分散的个体生产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也“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69]共产党相信，“组织起来”是帮助农民摆脱穷苦的唯一出路，并认为发展合作社是巩固其对农民领导权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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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反运动对资产阶级的打击不只是经济上的，更是心理上、政治上的。资本家在道义上已是“灰溜溜、臭烘烘”，不仅共产党干部对资本家避之唯恐不及，资本家的子女也以出身为累，积极靠近共产党，不少人“宣告不要资本家父亲的遗产”。[90]五反运动造成的气氛，甚至让一些民主人士也坐不住了，表示愿献出自己的私人财产。[91]私营企业的工人不愿继续为资本家服务、受资本家剥削。工人“在私营企业不安心，一到国营企业就安心了”。[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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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仿效苏联模式
📌 自1953年始，中国走上了全面仿效苏联的轨道。尽管在细节上有所不同，动员技术更娴熟，社会改造引起的震动也比苏联小，但在整体上是仿效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亦称斯大林模式），包括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以及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体制。1954年9月，刘少奇在关于宪法草案报告中明确说道：“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而“苏联的道路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要想避开这条路不走，是不可能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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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层领导中，公开支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是高岗。他连续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强调“实现国家工业化，有两条相反方向的道路”。我们必须依据毛主席的指示，“走俄国人的路”。“假如有人幻想按照资本主义发展工业的道路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那显然是错误的，根本行不通的”。[16]高岗的高调对刘少奇会有影响但不会太大，真正帮助高层取得共识的，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和苏联援助的到来。一方面，朝鲜战争改变了斯大林对中共的态度，更愿意慷慨地帮助中国实现自己的工业化计划。另一方面，朝鲜战争使中共领导人对于加强国防力量产生了紧迫感，西方对中国的封锁禁运使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要求更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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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共心存疑虑，认为毛泽东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担心中国走“铁托式”道路。即使毛泽东访问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也没有消除斯大林的怀疑。这种情况在毛泽东毅然决定出兵朝鲜之后才得以改变。周恩来说过，“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改变了”。[20]毛泽东也说过，“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中国入朝作战后，中苏之间在军事上密切配合，经济关系也大大加强了。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严厉的封锁禁运的环境下，中国的工业化必须而且只能依靠苏联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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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仿效苏联发展模式的同时，毛泽东也接受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阐释。例如，使公有制“成为惟一的经济基础”，就是从斯大林那里接受过来的社会主义观念。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这是全党毫无争议的共识。刘少奇在1955年说过：“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就要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建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只要我们抓紧了这一点，在这一点上不动摇，那末，我们就基本上没有违背马列主义，就不会犯重大错误。”[29]这种观念支配了中国几十年的制度安排，使中国陷入了公有制不断升级的陷阱。实践证明，这种制度安排并不利于中国的发展，即使实施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也很难证明一定要消灭一切私有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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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充裕、资本匮乏和资源禀赋严重不足的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从经济学上分析似乎不合理，但从历史看有其理由。在东西方冷战白热化的1950年代，中国没有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台湾）那种在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内发挥“比较优势”的条件；很难设想，在冷战白热化的年代，以强国为目标的中共领导人能长期忍耐“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30]的局面。周恩来说：“任何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总要有一点独立的能力，更不用说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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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讲话，提出“大仁政”与“小仁政”问题。他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我们的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就要多收些农业税。毛泽东批评说，有些人“哇哇叫”，还说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57]这个道理不是毛泽东第一个讲的。早在1949年12月，陈云提出“要纠正片面的群众观点和仁政观点”。他说：“现在税轻，将来建不成工业国，群众要骂；相反，税重一点，财政有了办法，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人民自然会喜欢。”[58]为了长远利益，不能不牺牲一些眼前利益，事实上是必须让农民做出牺牲。这就是毛泽东心中的“大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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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4月6～22日到南方视察后，改变了看法。他感到，在外地看到、听到的情况，和在北京接触的材料有很大不同。生产情绪消极的农民只是少部分，所谓缺粮大多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问题是，有些干部“不愿意搞社会主义”，这种人下面有，省里有，中央机关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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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亲历者口述证实：“绝大多数人都痛痛快快地将土地证交到社里并办了入社手续”。[98]费孝通亲见江村成立高级社时，“热烈的场面真是动人”！“几村的人都穿上节日的衣服，一队队向会场里集中。一路上放爆竹，生产积极性的奔放，使得每个人都感受到气象更新。”[99]这些陈述不能说不真实，但显然过滤了不同人群的内心纠结。不过，中国的集体化运动比苏联平稳得多，却是事实。[100]这被一些学者称为“中国集体化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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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没有俄罗斯那种村社组织（米尔公社），正是这种村社组织成为抵制苏联国家集体化运动的主要力量。中国农民一盘散沙，因而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抵抗力量。[102]这样的比较颇有启发性，但更应注重中国农民的特性和共产党的动员技术。中国农民是相信世道和服从权力的，这个“世道”就是肇始于土改的不可阻遏的社会主义潮流。土改改变了无数农民的命运，也改变了农民的生活理性和对所处世界的认知。经过土改划阶级，在农民中深刻地植入“阶级”“剥削”“社会主义”等观念，农民虽有个人发家致富的愿望，但怕“冒尖”。生活和生产有困难的农民，希望通过互助合作得到帮助，更希望得到政府的帮助。当然，也不乏“合伙平产”、想“揩油”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103]共产党所描绘的社会主义美好前景，在农民中也产生了一种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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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通过的《共同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不仅民主党派满意，共产党也认为在过渡时期仍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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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提醒中共，通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获得执政合法性，展现出他的确是一位老辣的政治家，但中共执政合法性未必是毛泽东担心的，所谓合法性对一个革命政党并不是问题。打动毛泽东的也许是这样的话：通过选举建立一党政府，然后，在组织政府时给落选的民主人士“以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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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致信斯大林，提出“我们拟参考联共（布）中央的经验加强我们党的中央机构”。[123]随后调高岗、邓子恢、邓小平、饶漱石、习仲勋到中央，戏称“五马进京”。同时将6个行政区改为中央派出机构，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增设国家计划委员会，与政务院平行，统管全国经济，[124]史称“经济内阁”。后来，林彪、刘伯承、叶剑英、陈毅、贺龙等人也相继调京。据高岗秘书赵家梁观察，调各路“诸侯”进京，毛泽东是一石三鸟：一则加强中央领导力量；二则形成刘少奇（党务）、高岗（经济）、周恩来（外事及统战）三足鼎立，分解周恩来的职权，并制约刘少奇；三则“调虎离山”，削弱大区权力，防患“山头主义”于未然。[125]鉴于20世纪中国长期分裂的教训，防范“山头”坐大，加强中央集中统一，是毛泽东考虑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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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批示：“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在6月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论述党政关系，明确提出：“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党委讨论决定，再由政府执行。次要的问题，可以由政府部门的党组去办，一切问题都由中央包下来就不行。”[130]由此加强了中央集权，强化了以党为核心的决策体制，重大问题服从于毛泽东个人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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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有“左、中、右”的分野，但共同点是爱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深厚传统。他们中的多数并不了解和认同共产主义，对共产党存有疑惧，但他们痛恨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的腐败却是实情。季羡林回忆说：“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团朝气，许多措施深得人心。旧社会留下的许多污泥浊水，荡涤一清……觉得从此换了人间”。[137]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到来，曾激发出广泛的热情，吸引了大批海外学子和科学家回国效力。1950～1953年，约有2000名留学生回国，成为发展新中国科技事业的骨干力量。[138]至1955年11月，回国的海外高级知识分子达1536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有1041人，许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各类科学研究的奠基人或学术界的泰斗。[139]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待遇也相当优厚。一份研究表明，北洋政府时期，教授薪俸相当于中央政府部门的科长；南京政府时期，教授薪俸相当于一等县长；新中国成立后，教授最高工资相当于中央副部长。[140]台湾学者陈永发认为，中共透过“包”下来的政策，变成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衣食父母，使名气响的知识分子深感知遇之恩，并有负疚感，“他们对中共的思想改造工作，与其说是抗拒，毋宁说是欢迎”。[141]1951年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是由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首先在北大发起，众多名教授响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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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接下来的运动渐渐激烈起来，给知识分子以很大精神压力。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批判梁漱溟的“九天九地”，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批判红学家俞平伯，形成了政治围攻，知识界感到的压力与日俱增。1955年2月，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公开批判演变成政治上的肃反运动，高级知识分子受审查的人很多，知识界空气变得空前沉闷。[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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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8月，国务院发布《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规定凭城镇户口按人定量供应粮食，规定了粮食转移证、粮票的管理办法。11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确定“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作为人口统计指标。中国的户籍人口由此分割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148]户籍制度把中国社会从此分割为城市与农村两大部分，市民与农民是两种不同的身份，而且带有世袭性质。这种城乡分割二元体制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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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以后，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的建立，在全国基本消灭了私营经济和私有产权制度。农村人口绝大多数被组织在合作社内，通过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和统一分配工作的高等教育制度，城市人口绝大多数被组织在各类单位内。由于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和就业渠道趋于狭窄，政府开始严格控制人口自由流动，尤其限制农民进城，个人基本被定格在一个区域和单位内。由此，形成了一种被称为“全能主义政治”的举国体制。在这种政治社会体制下，国家垄断大部分稀缺资源并试图控制人们的观念，国家权力覆盖整个社会，个人高度依附于国家，民众被动员起来实现国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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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追寻赶超之路
📌 毛泽东的基本思路是地方适当分权。他特别提到美国制度中的分权特色，说：“美国的州可以立法，州的立法甚至可以和联邦宪法打架，比如宪法上并没有剥夺黑人权利这一条，但有些州的法律就有这一条。似乎财政和税收方面，州和州的立法都不统一。”他说：“看起来，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5]毛泽东的分权思想来源于他的动员式发展理念，同时也接受了地方负责人的意见，不少省市领导人向毛泽东抱怨，中央部门统得太死，地方上没有办事的余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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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种种暴行，对中共高层是有触动的。他们意识到，权力过分集中会带来弊端。李慎之当年听胡乔木讲述：“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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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口头报告中说：“美国这个国家很发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我们恨美国那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实在是不好的，但它搞成这么一个发展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19]周恩来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20]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也说：“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所采用的一些民主比我们现在的一些民主办法甚至更进步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了，而是更退步了。”他甚至以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功成身退为例说：“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呢？”[21]可见，毛、刘、周都考虑过借鉴西方民主的“某些形式”来弥补制度上的缺陷，流露出少有的开放心态。当然，中共领导人从来没有设想过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他们是把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某些民主形式严格加以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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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论十大关系》到中共八大，毛泽东和中共高层对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系列尝试，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苏共二十大的回应，而且看起来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诸如，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学术自由，甚至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提出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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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初，他仍然说：“知识分子是相当值钱的，我们一天也离不开他们。”[31]尽管他在政治上仍然不完全信任知识分子，但必须团结他们，并逐步改造他们。二是有意借助党外的批评冲击官僚机构的沉闷空气。三是希望树立一种比苏联自由、开放的社会主义新形象。然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所提倡的自由、民主，并不是基于五四宪法已经规定的公民权利，而是执政党的一个动员工具。在“双百方针”提出之日就设定了两个界限：一是“争鸣”不涉及政治问题，一是只给人民自由，不给反革命分子自由，毛泽东说：“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32]毛泽东料定知识分子的“争鸣”不会逾越雷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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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匈牙利事件爆发后，毛泽东感觉到，社会主义阵营面临整体性危险，中共必须站出来帮助赫鲁晓夫渡过难关，维护社会主义的稳定和团结。毛泽东的转向，是从对斯大林的评价开始的。之前，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就对赫鲁晓夫的一些做法感到不安，认定斯大林应当“三七开”，不能全盘否定，毛泽东本人对反个人崇拜也有戒心，警惕有人把它引入国内政治，但总的倾向是赞同批评斯大林错误的。揭掉了斯大林的盖子，甚至让毛泽东精神上有一种愉悦感。毛泽东在八大前同尤金、米高扬谈话，以及八大期间同南斯拉夫等国共产党代表的谈话，谈得最多的是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所犯的种种错误，以及对他本人的不信任，他借此宣泄多年积郁的心中块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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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从波匈事件看出，已经取得的政权还有丧失的可能。关于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当时认为有两方面：一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毛泽东说：“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35]一是由于政策失误，重工业投资过多，人民生活苦，领导官僚化特权化，脱离群众，引起人民不满。中国能否避免重蹈匈牙利覆辙，也就在这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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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4日和7月1日，毛泽东先后为《人民日报》撰写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和《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两篇文章。在后一篇文章中，毛泽东认定右派分子的大本营是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主帅是章伯钧和罗隆基同盟，他们的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58]由此，反右派运动陆续在全国展开了。7月1日，毛泽东提出“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不到10天，右派骨干名单增加一倍，“大约8000人”。[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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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右的直接后果，不只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受到整体伤害，更深远的后果在于，由此在相当一段时间阻塞了中国走向民主和法治轨道的可能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集体失声，共产党再也听不到党外批评。即使在1961年至1962年上半年的调整期，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然不置一词，“夹着尾巴做人”。另一个深远影响是，轻易地放弃了中共八大政治路线，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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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55年起，毛泽东憋足了一口气，想要赶超美国，从内部影像资料中知道，早在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赶上美国的宏大目标。一段时间，毛泽东不断地重复着这个话题。他认为中国只有超过美国，才能对人类做出大贡献。“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他甚至说，如果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72]毛泽东的雄心建立在一种特殊的自信之上。这种自信，来源于社会主义将大大解放生产力的普遍信念，[73]更来自对中华民族之伟力和中共强大动员能力的强烈的自信心。[74]
- ⏱ 2023-02-21 09:13:48
📌 周恩来为劝阻毛泽东追加20亿元基本建设投资的要求，甚至与其发生了当面争执。周对毛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同意这个意见。”6月初，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会议，赞同周恩来等人的意见，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75]指导思想悄然从“反右倾”转向“反冒进”，而年初提出的农业四十条和“多、快、好、省”口号，实际上被搁置。毛泽东的意见被中央集体否决，这在建国后是极少见的。毛泽东心中不悦，但没有表露。他首次表达不满是在这年年底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在这次会上，刘、周、陈云鉴于匈牙利的教训，主张进一步收缩计划，回应民生要求。毛泽东当即表示异议，告诫他们不要“泼冷水”。
- ⏱ 2023-02-22 09:41:21
📌 毛泽东公开的口号是赶超英国，实际瞄准的目标是美国，同时还有苏联，[77]他说：“中国应当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国”。[78]自然，最终是要超越美苏的。从1957年底到1958年春，毛泽东严厉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认为它为右派提供了口实，而且逢会必讲，口气越来越严厉，称反冒进的领导人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这使周恩来、陈云等人倍感压力，被迫做检讨，周甚至提出辞去总理职务。
- ⏱ 2023-02-22 09:42:09
📌 毛泽东提出要“不断革命”，要“破消极平衡，立积极平衡”；“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不要怕教授”；“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名家是最落后的、最怕事的、最无创造性的”等言论，有极大的鼓动性。它所表露的，除了对意志力的崇拜，就是鄙视知识权威的倾向。
- ⏱ 2023-02-22 09:43:01
📌 毛泽东在各地视察时，为调动起来的民众热火朝天的场面而兴奋。各地官员当着他的面说假话，虚报产量，毫无怯意。[84]我不认为，毛泽东真的相信报纸上亩产多少万斤的连篇累牍的报道，[85]但他不愿“泼冷水”，群众运动靠的是一股气，“气可鼓不可泄”。
- ⏱ 2023-02-22 09:43:46
📌 邓小平作为总书记，开始全面处理党政军群的事务，包括受毛泽东之托参与处理棘手的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问题。“大跃进”的指挥部不在周恩来的国务院，而在邓小平中央书记处，陈云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更是被虚置了，成了一个咨询机构。
- ⏱ 2023-02-22 09:44:41
📌 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几乎是所有共产党领袖的共同特性。当年马克思谈到共产主义的某些特征，诸如没有商品、没有货币、国家消亡、消灭分工、消灭差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的全面发展、财富极大涌流……这些理想倾倒过多少代共产党人。1920年，列宁说一二十年后将建设共产主义社会。1938年，斯大林保证苏联过渡到共产主义将在1943年以前。1957年，赫鲁晓夫说，从1959年算起，到达共产主义还要12年。在1958年的中国，许多人都感到共产主义的脚步已越来越近了。
- ⏱ 2023-02-22 09:46:34
📌 当时，群众的说法是：“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108]农民的口粮掌握在公社，饭碗端在干部手中，强迫命令、瞎指挥、多吃多占就不可避免。另一个严重后果是“浮夸风”，即全国性的集体造假。造假是官僚体制的一个顽症。它根源于干部任命制，以及以指标管理实施政绩考核的制度，[109]在这种制度下，干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很难避免干部以造假博取荣誉、升迁或免于责罚的冲动。然而，像1958年那样，把造假变成公开的理直气壮的竞赛，达到“亩产13万斤”的离奇程度，却没有人敢提出质疑，仍然是史上罕见的。从根上看，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加码，以高压推行高指标逼出来的。上面急切想看到“奇迹”，下面便极力迎合，添油加醋；媒体推波助澜，天天放卫星，批驳各种怀疑的声音。事实上，造假者很少受到追究，说真话的干部却无一例外地受到处罚。毛泽东对造假现象虽不鼓励，但相当宽容，明确提出要保护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对说假话的干部要耐心说服，不予处分。[110]在领导层，并不是没有人看出假来，但是谁都不愿明说。也许起初造假者只是把它看成一场数字竞赛的政治游戏，并没有想到它的后果。事实上他们也不是后果的主要承担者，最终农民为此付出了饥饿甚至生命的代价。[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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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认为，灾荒是1959年下半年以后出现的，其实1958年底，一些地方就已经出现饥馑、疾病和饿死人的现象。1958年秋天，安徽灵璧县、河北邯郸专区、云南省都有报告，已有饿死人，许多人卧床不起，云南全省浮肿病38.8万多人，死亡3.9万人。[115]1959年初，新华社《内部参考》不断报道一些地区食堂停伙、浮肿病蔓延、大批农民向城市流动等现象。[116]到1959年4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15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人，[117]问题已经很严重。这些省市的报告毛泽东不仅看了，而且都有批示，按照毛的习惯，新华社《内部参考》是必看的，因此不能说毛泽东完全不了解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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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从瞒产私分看到“是一个所有制问题”，确实触及了问题的实质。人民公社最大的问题是把产权搞乱了，你我不分，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造成严重的混乱和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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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对毛泽东率先纠正错误给予很高评价，认为错误是毛泽东带头犯的，也是他带头纠正的。从一定角度看，确是如此。但也要看到，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下，除了毛泽东没有谁敢率先提出纠“左”。如果说，1957年反右，使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集体失声；那么，1958年批反冒进、批怀疑派观潮派，党内不同意见也难表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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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毛泽东的颂扬不绝于耳。有人公开声称“对主席就是要迷信”。当时，柯庆施有两句名言：“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131]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做检讨时说：“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毛泽东传》评论说：“党中央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132]党内并不是没有不同意见，但在这种气氛下谁都不敢说，包括陈云这样地位的人都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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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或许真想听听陈的想法，然而陈云不摸毛的底，不敢完全表达意见，更不敢坚持，不久还给毛泽东做了一个检讨。到4月初八届七中全会时，毛泽东对公布1959年高指标有些后悔，他批评胡乔木说，你一个秘书，有什么权力不报告中央副主席的意见？[136]1959年上半年，毛泽东感叹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让陈云来主管财经工作“比较好”。[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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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带头纠“左”，但是有底线，即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是毛泽东最引以为自豪的两个“创举”。毛泽东认为，建国后头七年没有自己的东西，无非是照搬苏联，真正自己的东西就是“大跃进”和公社化。他不仅要以此为中国找一条道路，而且要为社会主义树立标杆，奠定自己的国际领袖地位。因此，他不容有人怀疑和否定。杜润生说：“毛是不能激的”，他认准的事，越是有人说不行，就会“更加激活他极强的反向思维”。
- ⏱ 2023-02-22 19:56:09
📌 ]在阶级斗争面前，没有就事论事的余地。一则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就是维护党的团结，在多数人看来，“党的团结”高于一切，是非曲直反而成了第二位的东西。更何况，有一批重要领导人劲头还很足，还要继续“大跃进”，不愿听反面意见
- ⏱ 2023-03-09 08:59:23
📌 薄一波回忆说：一位老战友曾不止一次告诫他：“毛主席讲的话，如果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说错，就错，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
- ⏱ 2023-03-09 09:03:17
📌 1958年7月，农业部汇总全年粮食估产高达10000亿斤，比1957年3900亿斤增长1.6倍。毛泽东感到有水分，砍了1/3，公布时降到6000亿～7000亿斤，这与真实产量仍然相去甚远。后来核实的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比1957年3900亿斤略有增加，而粮食征购量却比上年增加了22.23%。1959年，全国粮食大幅减产，只有3400亿斤，中央却全然不知，粮食征购指标反而增加了近15%，从原定1150亿斤追加到1350亿斤，实际征购了1200亿斤，占到实际粮食产量的35%。即使到了严重遭灾的1960年，征购量仍高达1021亿斤，出口粮食53亿斤，出口量与1958年相等。
- ⏱ 2023-03-09 09:04:26
第四章 发动继续革命
📌 “大跃进”失败是毛泽东难以吞下的苦果。他满怀信心通过“大跃进”创造一个发展奇迹，通过人民公社创造一种社会主义新模式。结果，事与愿违，将亿万人投入了饥饿之乡。毛泽东的第一反应是，坏事是由两种人干的：一种人是“反革命”，搞“地主阶级复辟”；一种人是“死官僚”“糊涂人”。更由于“反革命”利用“死官僚”，篡夺了地方的领导权。一些县社坏人当道，把坏事做尽。毛泽东强调在这些地方，必须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进行“民主革命补课”。
- ⏱ 2023-03-09 09:07:24
📌 刘少奇在湖南调查时，农民对他说：“这大锅饭要是再吃下去，就要人死路绝，家破人亡。”[19]周恩来在河北调查时，农民对他说：“你要是糊弄我们，总理，再过两三年，你也会饿死的。”[20]陈云在上海老家听到的牢骚就更加尖锐了，农民说：“蒋介石手下受难，还吃干饭；毛主席手下享福，却要吃粥。”陈云动情地说：“农民没有粮食吃呀！中国的农民真好，饿死人不想起来造反。”
- ⏱ 2023-03-09 09:09:29
📌 七千人大会后，刘与毛渐行渐远。刘是一个有历史感的领导人，对于在他国家主席任上大量饿死人这件事十分懊恼。刘少奇在整理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刘少奇脱口而出，令在场的人十分震动。[33]不久，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说，“现在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要用非常的办法”。[34]刘对形势看得相当严峻。6月，他在私下甚至说：“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35]
- ⏱ 2023-03-09 09:13:49
📌 七千人大会决定，给几年来被错误批判的人平反，但对彭德怀不予平反。虽然不再讲庐山会议彭给毛写信的事，却坚持彭有“反党集团”“阴谋篡党”的结论，并加了一个“有国际背景”的新罪名。彭德怀会后得知，对指控他里通外国感到莫大屈辱，大哭一场，奋起为自己辩诬。6月16日，他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信，申述自己的冤屈，要求全面审查他的历史。这封信长达八万多字，被称为“八万言书”。他写道：“如发现事实确据，按以叛国论罪，判处死刑无怨。”彭的上书引来更严厉的批判
- ⏱ 2023-03-10 08:58:52
📌 中共指斥苏共为“修正主义”，苏共指斥中共为“教条主义”，双方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正统性而斗争。20多年后，邓小平在会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说，当年论战“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56]然而，在当时并不如此轻松。反修论战是被看作“关系到各国革命和人类命运”，“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的头等大事来对待的，[57]形成了全党同仇敌忾的政治氛围。
- ⏱ 2023-03-10 08:58:52
📌 毛批刘“1964年的形左实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在随后毛泽东生日宴会上和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多次对刘少奇等人发泄强烈不满，甚至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这预示着毛对刘失去了最后的信任。[77]毛泽东的晚年，“赫鲁晓夫阴影”挥之不去。1965年，他反复讲的一个主题是“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王任重日记记载，毛泽东在10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插话说：“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78]1966年5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谢胡时说：“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79]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要“准备后事”。
- ⏱ 2023-03-10 09:05:25
📌 文化大革命公开宣称的目标是为了反修防修，许多人对此持强烈质疑态度。有人断定，所谓反修防修，不过是一套说辞，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清洗政治对手，夺回失落的权力，并以此来掩盖“大跃进”犯下的大错，避免斯大林死后被清算的结局。这种说法不能解释，毛泽东何以冒全国大乱的风险发动群众起来造反，何以要将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体制打烂重建。毛泽东的动机是一个矛盾复合体，任何简单化的解释都很难让我们逼近真相。
- ⏱ 2023-03-10 09:05:49
📌 毛泽东对权力的敏感和操控，无出其右者。同时，毛又是一位乌托邦主义者，有他的目标，为实现目标，可以动员任何手段。“文革”期间，尽管毛泽东没有提出一个建设性的纲领，但他的几次谈话和指示，即1966年的“五七指示”、1974年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和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示，反映了毛泽东的想法。毛泽东的理想社会，大体是一个消灭三大差别、限制社会分工、限制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限制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实质上，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构想。
- ⏱ 2023-03-10 09:06:49
📌 “文革”所宣传的无等级社会模式，曾经吸引了无数人的狂热追求，至今仍然有人为之倾倒，拿它作为批判现实的武器。同时，“文革”的影响已越出了国境，当年形成了一批拥护“文革”和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左派小党和左倾知识分子。[84]譬如，法国就出现了一场“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运动；[85]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甚至要超越列宁和毛泽东，以暴力手段立即消灭商品货币、消灭城乡差别，直接进入共产主义，酿成了一场人间悲剧。[86]人类历史上的许多人为灾难，往往都宣称为了某种崇高的理想和目标
- ⏱ 2023-03-10 09:07:22
📌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由来已久。一般把林彪、康生视为造神运动的魁首，这不错，但更应把个人崇拜看成一种政治文化生态，所有人包括刘少奇都为此做出了“贡献”。远的不说，在庐山会议上，领导者们即便内心赞成彭德怀的看法，却都把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和权威看成头等大事，表示对毛泽东要绝对忠诚，甚至于“驯服”，决不“犯上”“反水”。[88]过去生死与共的战友越来越像君臣。在党内，刘、周、朱、陈、林、邓等人都有很高威望，但没有人可与毛比肩而立。刘是仅次于毛的第二号人物，但不是一位魅力型领袖。毛泽东一出现在老百姓面前，就会被山呼万岁所淹没，刘少奇却没有那么多光环，他1961年在湖南农村做调查时，甚至遇到冷眼和辱骂
- ⏱ 2023-03-10 09:08:45
📌 人们都为“党变修、国变色”而担忧，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投身反修防修的斗争之中。然而，这场斗争不像民主革命，也不像土改，革命对象捉摸不定。也正因为如此，造成了人心惴惴，人人自危。都说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那么，中央不就是由毛、刘、周、朱、陈、林、邓等人组成的吗？参加“最后晚餐”的究竟谁是出卖耶稣的犹大呢？可以想见，大家的神经不可能不紧张起来。陈云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受到批评，原本以沉默相应对，这时也感到不检讨过不了关。1965年6月18日，他给毛泽东送上了一封自我批评的信，承认自己1962年犯了“右倾错误”，12月19日，陈云在杭州再次当面向毛泽东做检讨
- ⏱ 2023-03-10 09:10:37
📌 在“文革”初期，群众获得了某种结社的自由，建立红卫兵和群众组织都未经批准，这在以往是从未有过的。然而，他们都是“奉命造反”，而不是“趁机造反”。最初被动员起来的是数以百万计的中学和大学的学生，即红卫兵运动。“红卫兵一代”都是1949年前后出生，“长在红旗下”，接受革命教育。1957年以后，尤其是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以后，一系列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的运动、教育和舆论，给青年一代打下了深刻烙印，塑造出这一代人的整体精神特质。如对领袖的无条件忠诚，强烈的阶级斗争观念和阶级仇恨意识，崇尚激进变革和革命暴力，希望效仿前辈干一番大事，争当革命事业接班人等。中学生年少无知，青春躁动，最容易被动员起来充当“文革”的急先锋。
- ⏱ 2023-03-10 09:11:56
📌 “文革”发动前，群众对领导干部颐指气使、官僚主义是有怨气的，但没有人敢站出来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激烈批判引起广泛共鸣，人们借着这个机会将内心的怨气发泄出来。“文革”中被揭露的各种特权内幕，与以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宣传反差巨大，最容易激起群众愤怒。人们认为，领导干部正过着过去地主资本家的生活，已经腐败了，堕落了，背叛了。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都有一个梦，就是要在人间建立起天国。他们坚信只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打倒这些“走资派”，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一定能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美好社会。
- ⏱ 2023-03-10 09:13:04
📌 对青春躁动的学生来说，文化大革命类似一个狂欢节。停课闹革命、围观批斗、仪式化活动、冲出校园“破四旧”、全国大串连等，本身就是释放过盛激情的快事。到各地大串连的红卫兵，怀有明确政治理想的并不在多数。免费旅游，见世面，何乐而不为？
- ⏱ 2023-03-10 09:13:28
📌 文革”初起，红卫兵在学校揪斗老师，冲出校园“破四旧”、捣毁文物、改地名、抄家、批斗、打人、驱逐“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回原籍等暴力行动，造成“红色恐怖”。据当时官方的不完全统计，仅在北京市，8～9月就有1772人被打死，[110]许多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因不堪人格侮辱和肉体摧残而自杀。10月以后，造反派用相同的方式针对各级领导干部即“走资派”。这些青少年和被迫害者之间极少有直接的利益冲突，这是无秩序状态下人性暴戾一面的集中宣泄，“广场效应”是群众运动的共同特征，[111]但更应归咎于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观念的长期熏陶。红卫兵信奉凡革命必须是“暴烈的行动”，“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莫名的“阶级仇恨”和“革命义愤”使一些人在侵犯他人尊严甚至性命时不受良心上的谴责，也遮蔽了围观者的恻隐之心。
- ⏱ 2023-03-10 09:14:13
📌 文革”期间，兄弟成仇、夫妻反目的悲剧并不少见，许多只是因为观点分歧和对立。然而，派别一旦形成，便具备了追逐权力的本性，尤其是派别组织的头头。“文革”初期，就出现了红卫兵的不同派别，但派性斗争的真正导火线是全面夺权。1966年底，毛泽东发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各级权力机关普遍遭到冲击。1967年初，上海“一月夺权”得到中央肯定以后，从中央到地方乃至基层，夺权之风席卷全国。全面夺权冲垮了原来的权力机构，留下大片权力真空，导致各派造反派的权力争夺。有研究者认为，在1967年以后全国各地发生的大型武斗，大多是由群众组织间争夺权力引起的。[113]
- ⏱ 2023-03-10 09:15:20
📌 随着运动深入，特别是到了全面夺权阶段，大批党政干部被揪斗，党政机关瘫痪，甚至冲击到军队，党内上层反对“文革”者越来越多。1967年2月，几位副总理和元帅“大闹怀仁堂”，即所谓“二月逆流”，就是因为被“打倒一切”的做法所激怒。部队高级将领并不真心支持造反派，“支左”部队大都支持了党团员劳模较多、较温和的保守派。各大军区与中央文革之间、分属不同建制的“支左”部队之间，经常是各支一派，使得局势错综复杂。震惊全国的七二○事件的爆发，其背景就是支持保守派“百万雄师”的武汉军区与支持造反派“钢三司”的中央文革发生了冲突。毛泽东认定，七二○事件是保守派对“文革”的抵抗，而且认为“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区干部支持右派”。他的反应是“加强左派”，甚至“要武装左派”。[118]随后，江青公开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用意是要保护左派，结果是加剧了武斗。
- ⏱ 2023-03-10 09:17:17
📌 1967年夏秋之后，全国局势滑向全面失控，抢夺军队枪支和武斗事件此伏彼起。乱局甚至危及外交领域，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严重事件。1967年夏秋，毛泽东南巡，实际上已有失控之虞。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119]他开始采取措施收紧缰绳。取缔“五一六”组织，打倒“王（力）、关（锋）、戚（本禹）”，提出“围剿派性”的口号，强令红卫兵回学校“复课闹革命”，号召“各地革命组织实现大联合”。
- ⏱ 2023-03-10 09:18:03
📌 毛泽东控制局面，手里有一张王牌，就是个人崇拜。他说：“不管哪一派，现在都要借用我的招牌。”[123]此时，“忠字化”仪式正铺天盖地，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语录歌，塑毛主席像、戴毛主席像章，全国一片红海洋。从一些言语看，毛泽东内心厌烦这些仪式，但此时并非没有借助狂热的个人崇拜以收拾局面的意图。周恩来解决各地派性的办法，就是一个省一个省地把两派头头召到北京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促进两派和解。
- ⏱ 2023-03-10 09:18:45
📌 截至1980年年中，纠正冤假错案17.5万多件，冤错比例64%，有些地区达到70%或80%。报告说，其中“一打三反”运动错判、错杀最多。例如宁夏错杀的70人中1970年杀的68人，天津错杀的28人中1970年杀的22人，其理由大多是不满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有人甚至不经意间犯了“恶毒攻击罪”。[126]运动治国，后患无穷
- ⏱ 2023-03-10 19:38:08
📌 九大并不是一个“团结的大会”。原有的党内斗争了结了，新的矛盾正在酝酿。同样是在“文革”中急剧上升的两股力量，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与以林彪为首的军人派之间的矛盾逐渐形成。[128]林彪派战功卓著，从心底瞧不起中央文革的那些“笔杆子”。他们与受冲击的老干部有历史渊源，情感上不无同情，这与文革派有所不同，尽管他们也有整人的记录，部分源于山头主义。贺龙、罗瑞卿、杨成武等人挨整，林彪等人都脱不了干系。军人派与文革派的矛盾，不排除有某些政见上的不同，但接班人之争是问题的实质。
- ⏱ 2023-03-10 19:40:00
📌 得知毛泽东南巡后，林立果等密谋在途中暗杀毛，因毛突然改变行程而未遂。没有充足证据证明林彪及黄、吴、李、邱与闻并参与了这场政变阴谋。结果是，9月13日，林彪逼走绝路，外逃苏联，葬身蒙古沙漠。林彪是主动外逃，还是受其妻子叶群和儿子林立果的挟持，仍是未解之谜。在中共历次党内斗争中，九一三事件是最为诡异的一幕，其情节类似于一部宫廷政变剧，所谓“林彪罪案”留下太多未解之谜。毛、林冲突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这是毛泽东所愿意看到的吗？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大病一场，身体从此一蹶不振，可见对其打击之大。林彪事件在党内及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思想震撼。笔者亲见，当年干部们听到传达，如晴天霹雳，个个惊恐万状，面如土色。人们不敢相信，“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怎么会阴谋杀害毛主席？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怎么会叛逃敌国？洞察一切的毛泽东怎么没有识别林彪呢？一场追求革命的理想主义的运动，演化成一场宫廷政变式的斗争，使得文化大革命的解释体系漏洞百出，重创了毛泽东个人崇拜。为了证实林彪集团阴谋武装政变，毛泽东批准将《五七一工程纪要》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党内，在县团级以上党员干部中传达，实际的知情面比这大得多。结果，适得其反。《五七一工程纪要》固然可以“坐实”林彪集团的阴谋，然而其中对毛泽东的尖锐抨击，对社会问题的赤裸揭露，在文化大革命的信仰体系上撕开了一个缺口，催生了人们的思想觉醒。[135]
- ⏱ 2023-03-10 19:42:37
📌 林彪事件后，权力结构重新组合。中共十大和四届人大产生的权力架构，基本上是两种力量的对峙：一方以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派，一方以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派。[136]中央文革派因林彪事件得到加强，但他们的主要阵地仅限于文化宣教系统，很难染指国家强力机关。他们在地方的基础也没有想象的那样强大。[137]随着老干部的回归，地方和中央部门实际控制权大多回到了“文革”前的领导干部手里，尽管不见得是原班人马。
- ⏱ 2023-03-10 19:43:04
📌 1973年11月，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同意针对苏联威胁就分享情报达成协议引起毛泽东的不满，认为周对美国太迁就，有损中国独立主权。毛泽东亲自部署中央政治局批评周的“错误”，实际上是给周一个警告。但毛离不开周，也深知“批周必乱”。当江青等人想趁机把周整倒，取而代之时，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和阻止。1974年，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意在为文化大革命的进步性寻求历史依据。他要让人们相信，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却遭到怀疑和反对，这与历史上法家主张变革与儒家反对变革有相似之处。然而，毛泽东并不想把批林批孔搞成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也经不住再发动一次群众运动了。当江青等人批林批孔批周公，矛头指向周恩来和众多老干部时，再次受到毛泽东的斥责。虽然对周多有不满，毛仍然让周负责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使江青对“组阁权”的争夺受挫。
- ⏱ 2023-03-10 19:44:21
📌 邓虽然闭口不谈文化大革命的是非，但无可回避地触动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断定，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144]邓后来也说：“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145]1975年11月，毛要求邓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文化大革命做个结论，解决对“文革”的认识问题。然而，邓以不了解“文革”，“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为理由，拒绝了毛的要求。这种不让步的姿态，导致毛泽东最后下决心抛弃邓小平，并在党内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46]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老同志”中对文化大革命“一是不满，二要算账”的人不少。毛泽东对这种政治状况做出的解释是：“一些人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他坚持说，一百年后，一千年后“总还是要革命的”。[147]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宗教”，他对自己的理论从来没有动摇过。
- ⏱ 2023-03-10 19:46:10
📌 1976年清明节前后，借悼念周恩来的机会，北京市民云集在天安门广场，形成了巨大的抗议浪潮。在天安门事件高潮时，参加者多达百万人次，抗议由北京蔓延到全国许多城市。这次被称之为“四五运动”的抗议活动，呈现出与以往运动完全不同的特性。首先，它是一次自发的群众运动。其次，表面看是发泄对“四人帮”限制人们悼念周恩来的愤怒，其背后是指向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其三，参加抗议的主力大多是青年工人和知识分子。他们亲身经历了“文革”的全过程，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借地下读书活动讨论时政，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已经走入末路，开始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当然，不止是年轻人，也包括党内一些老干部。胡耀邦说：“从1969年到1976年以前，表面上看来好像风平浪静了。实际上在底下、在人民的心中和私下交往中，真是波浪滚滚、汹涌澎湃。”[148]毛泽东历来自认为是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现在却站在了舆情的对面。
- ⏱ 2023-03-10 19:47:05
📌 他对王洪文已大失所望，属意张春桥却深知其在党内难孚众望，终究没有把最高权力交给他，而是选择了“老实人”华国锋。华才能和资历都不足，但毕竟是“文革”中选拔上来的，忠诚不用怀疑。华为人敦厚平和，两派都可勉强接受，这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毛泽东在生命最后阶段，耿耿于怀的仍然是文化大革命。他把发动文化大革命看作自己一生中最主要的两大业绩之一，另一个业绩是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然而，毛泽东清楚，对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他已经无力决定未来，慨叹“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预感有一场“腥风血雨”。事实上，党内斗争接近摊牌，高层老干部对如何解决“四人帮”私底下多有串连。按叶剑英后来的说法，只是“投鼠忌器”，碍于毛泽东还在，隐忍未发。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迅即抓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一场持续10年、欲罢不能的运动也随之宣告结束。
- ⏱ 2023-03-10 19:47:57
第五章 转向改革开放
📌 在处理“毛泽东问题”上，邓小平、陈云等元老态度审慎，明确表示不做中国的赫鲁晓夫。在邓小平主导下，历时两年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小心地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以维护政治连续性和正当性；与此同时，对毛泽东思想做重新诠释，把“毛泽东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以“科学的”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以“发展主义”取代“阶级斗争”确立为新的意识形态，为改革提供合法性，预留了试验空间。
- ⏱ 2023-03-10 19:51:26
📌 华国锋的职务维持到1980年底，实际权力早在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已经转移到邓小平手里。1980年，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赵紫阳任国务院总理，成为邓小平的左膀右臂，形成所谓“邓、胡、赵体制”。1980年代的权力结构，仍然是1950～1960年代出现过的所谓“一线、二线”格局。胡、赵处在一线，主持日常工作；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老人处于二线，最终决断权在二线，核心是邓小平，其次是陈云。邓有足够的权威来整合党内意见，排除阻力并控制风险。当然，邓小平不是毛泽东，有权威没有光环，重大决策须在党内特别是在元老间取得共识。
- ⏱ 2023-03-10 20:52:04
📌 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走得这么远，就在于它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展开的。1970年代初在毛泽东、周恩来手上，中国通向西方的政治障碍已基本拆除；1978年，又在两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一是中日缔约，一是中美建交。至此，对外开放的政治平台完全形成了，中国获得了进入世界主体市场的通道。美苏战略对峙和经济全球化这两大国际因素，使中国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以开放促发展的机遇期。如果说国内经济改革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路线图，那么有一点从一开始就很明确，这就是对外开放，主要是对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开放。邓小平的思路非常清晰，而且始终没有动摇过，就是要在坚持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将中国经济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包括资金、技术、市场和管理经验）来发展自己。这从推动经济特区的建立，推行从沿海到内地梯度开放战略到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持久谈判，可以得到印证。
- ⏱ 2023-03-10 20:54:34
📌 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化改革为什么很难突破？除了既成利益格局的强大阻力，关键在于意识形态障碍。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有三大原则，第一是必须坚持公有制，第二是必须坚持计划经济，第三是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反过来说就是三大戒律：一不能搞搞私有产权，二不能搞市场经济，三不能搞雇工剥削。这些观念是根深蒂固几乎不可逾越的。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起步所以没有遇到太大阻力，在某种意义上说恰恰在于它的目标模糊性。然而，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关于改革方向的激烈争论不断出现。许多在初期支持改革的领导人，后来越来越趋向保守，质疑改革，根源就在于改革触动了上述信条。
- ⏱ 2023-03-10 21:00:18
📌 马克思注意到，早期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非人的残酷剥削，痛斥“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58]进而认定，工人阶级要获得解救，“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59]建立起一个无阶级、无剥削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马恩对社会主义革命一直充满着期待，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从他们的理论出发，马克思又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看成“一种自然历史过程”。[60]在他们的著作中，尽管充满着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控诉，但对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作用和成就依然给予充分的肯定，把资本主义的发展看成一个必经的阶段，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61]“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论断，反映了马克思作为革命家和作为社会科学家的两面。
- ⏱ 2023-03-10 21:03:08
📌 列宁说过，国家越落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就越困难。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赞同列宁的这个说法，他认为国家越落后过渡就越容易，“穷则革命，富则修”，所以要“趁穷过渡”。马克思曾经高度肯定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列宁也说过俄国不是苦于资本主义，而是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毛泽东一度接受这种观念，但后来反其道而行，把资本主义看成完全的罪恶和主要的敌人，急急忙忙要让“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消灭私有制后，又以毕生精力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毛泽东的观念里，相对于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一切都是过程，都不应停留太久。自1949年建立新政权以后，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往前闯，从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到加速农业合作化，再到人民公社化搞出一种“兵营式的共产主义”。这已经超越了列宁和斯大林，更有甚者，当“大跃进”失败以后，毛泽东另辟蹊径，完全摆脱落后生产力的羁绊，希望通过思想和政治领域的革命继续他的乌托邦试验，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
- ⏱ 2023-03-10 21:05:37
📌 延安时期，毛泽东郑重考虑过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问题，[74]他在大军进城前向全党发出警告。毛泽东自信，共产党找到了一条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这就是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然而，毛泽东所理解的民主不是建立程序化的制衡监督机制，从制度上限制公权力，而是诉诸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反到1957年的整风、1960年的整社、1964年的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发动了一系列的整肃运动。不否定不断的整肃运动对于阻止特殊利益集团固化所起的作用。毛泽东时代虽然存在特权和官僚主义，但大面积的贪腐没有出现。然而，运动反腐造成了无尽的伤害，不断打乱国家秩序，却无法根除官僚主义的固疾。[75]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正是官僚主义的土壤。再次，传统社会主义高度集权体制难以形成常规权力更替机制。权力分配和权力角力只有通过残酷的党内斗争。斯大林建立了自己的阶级斗争激烈化的理论，毛泽东同样以阶级斗争来诠释和解决权力问题，所不同的是，前者直接以国家暴力消灭所有政治对手，后者则更多地诉诸群众运动
- ⏱ 2023-03-10 21:07:53
关注当今和未来社会的主要矛盾
- 📌 文化大革命打击了所有的人，打击知识分子，打击农民，打击工人，等等，但是它的主要矛头是打击各个层次的领导干部，这是以前历次政治运动所没有的。再横向比较一下，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都有共性，但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相比，缺少的是什么？就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这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搞过，这是中国独特的东西。可以说，古今中外，史无前例。斯大林的“大清洗”，主要反映的是党内权力斗争，他是依靠秘密警察KGB来进行的，从肉体上消灭布哈林、托洛茨基等党内反对派，而毛泽东依靠的是群众。毛泽东认为，依靠这个党组织自身来解决这个党变质的问题是不可能的，要靠人民。所以，他提出了“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搞了一个重新建党。但是，毛泽东最大的悲剧在于，他没有从体制改革入手，还是坚持少数人领导，用群众暴力的手段，采取极左方式搞大民主，来解决这个命题，最终是失败了。最有价值的，是他提出了这个命题——社会主义社会执政的共产党不能保证今后不走向和人民对立。
- ⏱ 2023-03-10 21:12:11
用人性和常识理解中国改革的初始动力
- 📌 这些年来，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中国前30年的问题，从理论上说，是因为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不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近些年来，我越来越对这个观点产生质疑。为什么呢？从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看，没有一个国家不出问题的。中国的“文革”自不必说了，苏联、朝鲜、古巴，还有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还有东欧各国，无一幸免。所有国家在实践这个主义时，都发生了问题，难道是都没有搞清楚这个主义？只有上帝是清醒的，信徒全是糊涂的？这在事实和逻辑两方面，都无法解释。其实，中国不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苏联也不是没有搞清楚，朝鲜、越南、古巴都是如此。现在，是把一种预设的东西作为社会主义，其实所有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都是经验。说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实质是一种“学费论”的翻版。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1976年以前的中国，1991年前的苏联，还有今天的朝鲜和古巴；如果要定义社会主义，这些就是“标本”。
- ⏱ 2023-03-10 21:16:35
读书笔记
第三章 追寻赶超之路
划线评论
- 📌 各地纷纷重新部署斗争，发现的右派分子越来越多。在群众运动中，各种“钓鱼”手段进一步发挥。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各种各样，最多的是因对本单位领导不满。许多人并没有“鸣放”，或因日记被查，或因他人揭发，或因“向党交心”而获罪。地方官员借反右之势，搞争权斗争，也并非例外。由此“挖出”的右派分子迅速增加。到1958年7月运动结束时，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多人，[65]与最初估计的4000人相比，扩大了130多倍。还有众多未戴帽子的“中右”分子，一些人虽未划为“右派”或“中右”也被处理了，伤及的人数远超于此。在这55万右派中，党外是主体，党内也不少。除了那些被广为关注的高层民主人士和著名文化人外，还有一个数量庞大的“小人物”右派群体。据有学者研究，由低层干部、中小学教师和青年学生等构成的右派分子占到70%～80%，其中中小学教师占比近50%。[66]这些“小人物”右派往往被忽略了，他们的遭遇其实更凄惨。群众运动具有不可控和过激化的特性，而出身于工农的多数党员干部对知识分子充满不信任，对于发动知识分子鸣放更有抵触情绪，反击右派的号令一下达，自然是“奋勇战斗”。 ^225207353-7Gbv528y0
- 💭 夹边沟
- ⏱ 2023-02-21 09:1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