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8 年 12 月 15 日，一批白发苍苍的文革幸存者，在经过了一场长达 36 天的马拉松式的政治辩论之后，重新夺回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导权。在紧接着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这批老人将那些被他们称作极左分子的文革受益者们，决定性地驱逐出了中国的权力核心。几天之后，华国锋——这场政治角逐中的最大输家，以无可奈何的姿态代表他的对手们（这多少是有点荒诞的画面）宣布：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将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所有这一切对改革的乐观态度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改革的逻辑还没有来得及与旧体制的逻辑发生摩擦。改革，是在旧体制早已山穷水尽因而也就形同虚设的广大农村地区进行的，所谓特区也不过是旧的行政体制无法顾及的管制边缘 。当与传统经济体系以及政治权力联系紧密的中国城市仍然没有与改革产生正面冲突的时候，改革的效果立竿见影。
📌 1992 年，中国改革中最积极的因素仍然是中国农民。中国农民仍然在体制许可的最大范围内创造他们的奇迹。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自由可以在什么程度上激发伟大的经济创造。可以想象，到现在为止，还会又许多中国城市人不能理解，那些皮肤黝黑、憨厚笨拙的农村人怎么在突然之间就赢得了这场战斗？对这个秘密 ，一位乡镇企业家用他浓重的苏南口音对我解释：城里人实在是享福享惯了。正是这位企业家，为了推销一个产品竟然可以把客户单位的八个正、副局长局长全部拜访一遍。
📌 在中国改革的整个第二阶段，中国的人口流动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基本方向，一是在农村的就地流动，即大量农民在本地从农业转向乡镇工业；另外一个则是内地向沿海地区流动。乡镇企业吸收就业人口数量自不必说，仅珠江三角洲一带所吸纳的剩余劳动力就达到 1000 万之谱。用人口流动的趋势来描绘这一阶段中国的增长轴心是非常贴切的。这种增长的奇特的动力分布与中国城市改革的长期停滞了鲜明的对照。不幸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改革仍然是农民的改革，其增长仍然主要是下层阶级用汗水创造的增长。
📌 终于，这种紧张、不安和愤怒情绪在 1989 年四月到 6 月的那个春夏之交得社会理想和民众情绪的代言者，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了“天安门运动”当仁不让的主角。而他们在整个事件中的表现却凸现了这个时代的两面性。
📌 仔细分析“天安门运动”，我们会发现者是一个奇特的混合物。借助这场运动，中国民众实际想做的，仅仅是表达抗议，舒缓不安，发泄不满，而中国知识分子却误以为这是对他们激进改革方案的全面支持。显然，中国学生所要表达的已经远远超过中国民众所想要的。而能够将中国知识分子和大众联系在一起的，仅仅是一种情绪、一种道德义愤。一场具有技巧的绝食所激发出的广泛同情，使学生与民众的联盟规模刹那间扩充到了极致。然而，一场仅仅靠道德感所粘合起来的联盟注定是短暂的 。而两种明显不同的诉求在一个必然具有巨大杀伤力的群众运动中被结合在一起，则肯定是一个十足的悲剧。
📌 胡耀邦和赵紫阳的相继去职，使中共在第一阶段改革中所确立的主流改革集团元气大伤。除了邓小平仍然能够凭借“总设计师”及“革命元老”的超然地位而勉力维持之外，所有改革派的中坚人物几乎无一幸免。邓的这种孤苦境地特别能够说明，他为什么要在“天安门事件”仅仅过去两年之后便要不顾高龄，只身南下，为他的改革摆出决斗的姿态。但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经“89 天安门”一役，邓小平虽然还是那个邓小平，但邓的改革已经悄然发生了质变。如果说在1978 年发起改革的时候，邓小平还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安排过具体的时间表的话，那么 89 年之后，政治改革已经彻底从邓的改革视野中消失，它变得遥遥无期了。这种变化既出于邓小平个人性格中的实用主义倾向，更出于党内力量格局的巨大变化——邓，已不再具有那种克里斯马的领袖魅力。如此，中国改革就只能在一个极其狭窄的险径上突围。这条险径必须满足的一个严格约束是：在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推动经济增长。如此狭隘意义上改革路径，纵然具备了操作上的可行性，但却根本背离了中国改革起初具有也应改具有的道德意义，其未来之险峻、坎坷可以想见。就这样，“89 天安门”悲剧决定性地剥夺了中国改革的最后一丝理想主义色彩，这场源自 1978 年末期的伟大革命将彻底失去它的政治改革想象，变成了一种纯粹但充满野蛮、原始色彩的经济冲动。毫无疑问，这强化了本来就深深嵌入中国改革之中的官僚资本主义本质。
📌 “不管白猫还是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个据称由邓小平发明的经典语录，在文化革命中饱受围剿之后，1978 年之后却大行其道。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这句话直白通俗，而实在是因为它扣合了毛泽东之后的世俗主义时代精神。不管这句话是不是邓发明的，将发明权归于邓小平都是名至实归。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领袖中实用主义的典范人物，有人将邓的理论戏谑的概括为“猫”论。这种概括虽然传神，但却很难传达出时代的具体内容。
📌 作为政治运动的受害者，邓小平显然比毛泽东更注重稳定及秩序。他曾经以典型的邓式语言得出结论：“今天这个上街，明天那个上街”的社会是没有办法搞建设的。在邓看来，所谓稳定，首先是共产党内部的稳定，是他赖以推动改革的官僚权力体系的稳定。“只要共产党内部不出乱子”，中国社会的稳定似乎就是囊中之物，探手可得。这个推论在改革初期中国仍然是一个完好的全能政治国家的时候，显然是正确的。这当然也是邓从文革及 89 年的痛苦教训中得出的经验。在邓眼中，文革合 1989 年的动荡无不是从共产党内部的争执所引发的。所以，与其说邓小平注重政治及社会稳定，倒不如说他看重共产党本身的稳定，看重一部高效政策执行机器的稳定。这两样东西，在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人邓小平那里，根本就是一回事情。
📌 邓不惜违背不再干政的诺言，以高龄之躯南下，直接向他的人民发出动员。这应该就是 1992 年邓“南巡”的由来。联想到毛泽东晚年多次极其相似的南下经历，我们可以想象，邓心中一定充满了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深深迷惑。有理由相信，邓自己并不喜欢这种方式，因为这很可能破坏 1989 年之后好不容易恢护的稳定局面 。但 1989 年之后几年令人沮丧的经济增长现实，可能已使他忍无可忍。或许，这是一种刻意的弥补。
📌 从毛作为一个年轻学生开始一直到他作为一个大国的领袖，毛从来就是一个对大众具有十足诱惑力的鼓动家。而他从穷乡僻壤发动传奇革命的成功经历，更是毛轻蔑城市官僚体系充足自信的基础。所以，在文化革命中，毛使用他最驾轻就熟的群众运动方式，一举架空官僚体系就一点都不值得奇怪了。把毛漫画成一个仅仅热衷于利用群众运动来从事政治争斗的阴谋家是不确切的，大跃进就是毛利用同样方式来达成经济增长的一个显例。从这个角度讲，毛与邓同样是经济增长的热衷者，其区别仅仅在于方式的不同。当然，邓对经济增长有更加人性化的理解。
📌 在 80年代，邓曾数次谨慎与试探性的提出过政治改革的设想。1986 年，邓小平说道，“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他甚至为这种全面改革提出了具体的时限： “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很不幸，邓继承的正是这种制度。（容易观察到，与其他价值相比，经济增长在邓小平的思想中，无疑是一个核心价值。作为一个亲历过中国长期落后的世纪老人，邓小平对经济增长有着超乎寻常的迫切心情。经济增长的这种至高地位在邓“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中，表达得十分清晰。在邓看来，无论是政治稳定、社会发展还是其他什么价值，都只是工具性的从属价值，而不是独立的建构性价值。如果其他目标或者价值无助于甚至有害于经济增长这个唯一的建构性价值的话 ，那就只能被搁置或者抛弃 。 正是从这种工具理性出发，邓小平在 1989 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彻底断绝了用政治改革推动经济增长的念头。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史上头号的增长论者。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很容易理解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反复了。
📌 事实上 ，在 1992 年之后，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首先富裕起来的主要不是那些具有勤奋品质、创新能力的人，而是那些掌握了官僚权力以及接近这种权力的“内部人”。在经济增长的表象之下，旧的分配制度却以新的面貌开始加速运转。以前主要被用来分配社会等级的政治权力，现在变成了分配社会财富的主要依据。而这种反改革的分配制度正是改革发誓要首先革除的。遗憾的是，这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恶习却在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双重掩护之下不断得到了强化。在中国民间，对待任何一项具体改革措施的流行策略便是：先看看当官的如何动。其潜台词无非是说，改革总是为官僚带来利益。在失去了对改革的解释权和修正权之后，这大概是许多中国人对改革最无奈的“理性”行动。不仅如此，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由于没有官僚权力的天然凭借，他们要么拼命挤入政治权力狭小的分赃圈子；要么以他人为地狱，一逞个人的财富之欲。一场赤裸裸的财富零合游戏在中国民间展开。对于这种现象，一位朋友曾经辛辣的评论到：“在中国，没有分配，只有分赃”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在 92 年之后，中国大众已经在何种程度上疏离于他们曾经热切期望的改革，而改革又是何种程度上成为日益悬浮于其本来意义之外的空洞字眼。改革显然已经在加速霉变。改革的这种实践与其说是导致了一批官僚的腐败，倒不如说导致了中国人在文化上的一次集体缴械 。而中国改革在文化上所付出的巨大外部成本恐怕需要好几代人才能修复。
📌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这种以权力为轴心的分配体制一旦形成，就可能凭借其财富和权力的双重优势控制改革的进程本身。当这种体制露出它“马太效应”的冷酷面目时，我们就会发现，邓小平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达到共同赋予”的良好愿望，不过是一位共产主义改革家的一种奇怪信念。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中国的改革将由于其价值源泉的枯竭而油尽灯灭，并彻底失去其民间动力。
📌 朱鎔基的所谓宏观调控实际上重新拿回驾驭局势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朱鎔基的所谓宏观调控准确地说只是重新回复了地方、民间及中央的权力平衡，但将钱的改革性质并没有变化，只是从以前的“乱抢”，变成有秩序的抢，变成“以权抢钱”，变成“只准我（以权）抢，不准你抢”。显然，这是更加系统的分赃手法。一种非常流行的描述是，中国改革是渐进改革。但这种概括非常容易产生误导。中国改革改革真正的秘密在于：一边创造财富，另一边不断洗钱；一边放开财富创造，另一边却紧紧以权抓住财富的分配。从这个角度观察，所谓渐进，就是不一次抢完，不一次分（赃）完。遮掩在“化公为私”和“化私为公”两张矛盾面孔之下的，是以权抢钱者的持续不断地抢，持续不断地分。这显然比一次抢完或一次分完的激进手法要渐进得多。
📌 ：社会问题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后果。掩盖在平均增长数字之下的，往往是不易察觉的相对剥夺感。而正是这种相对剥夺感而不是别的什么，构成了转型社会最大的稳定隐患。中国人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并不是他们天生喜欢寡，而是他们害怕相对剥夺。对于一个特别善于压抑自己情绪的中国社会而言，最可怕的可能是那些被剥夺者的忍气吞声，一付逆来顺受的样子。因为这等于告诉执政者，他们准备秋后算总帐。这种沉默的另外一个危险含义是：他们可能采取非制度性的手段来剥夺剥夺者。整个中国历史就是这样一部有着固定情节的血腥剧目。相形之下，那种看上去声势浩大，但显然具有娱乐性质的现代游行，实际上并不值得担心。在 90 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相对剥夺感已经上升到相当敏感的程度。1995 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年收入在 1200 元之下的中国城市贫困人口已经达到 1200 万之众。任何一个在中国城市生活过的人都知道，1200 元的年收入意味着什么。显然，贫困或者绝对贫困这类字眼在这种残酷事实面前都会显得苍白无力。1994 年江苏某报的一篇报道说，某地区由于缺粮，老鼠纷纷窜上车道自杀。寓言从来就不以真实作为基础，这则报道应该也不会例外。但这篇报道中所潜藏着的“缺粮——自杀”的典型寓言结构，则让我们深刻触摸到了中国社会对未来的严重不安情绪，而这种不安正在激发部分民众对生活的黑暗想象。
📌 深入中国社会的内部，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的后备军庞大得惊人。大量奄奄一息的国有企业所可能带来的失业工人，浪潮一般涌向城市的失业农民，都将在未来某个时候对中国社会稳定构成决定性挑战 。对此，有人寄望于中国毫无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但看一看各级政府的财政赤字以及各级官僚争先恐后加入的世纪末奢侈竞赛，我们就知道，无论是在能力上还是在道德上，我们都没有做好起码的准备。
📌 邓小平的理解中，党内的稳定就意味着社会的稳定，但在社会阶层日渐分化的后改革时期，他的这种传统理解遇到了巨大的难题。因为尖锐的社会冲突必然以某种方式扩散到决策体系内部，并在其中导致裂痕。如果不能迅速改造传统的政治体系，以容纳更多阶层的利益表达，改革赖以生存的“稳定”，必将成为一条河床不断抬高的悬河。河床垒得越高，其崩溃的摧毁力也就越大。这大概不需要更多的论证。90 年代中期的社会失序事实上已经以中国这一代执政者并不熟悉的方式预告：“共产党内部不出乱子”并不足以保证天下太平。因为政治系统稳定与社会系统稳定的传统同步性已经成为过时的皇历。（以上部分为 1996 年年初所写）
📌 。1996年年底，当中国股市疯狂上涨的时候，朱基——这位在邓之后最让人着迷的政治领袖，以他的铁腕将中国股市连续敲出好几个跌停板。但在半年之后的次年 5 月，中国证券市场就用更加狂热的姿态嘲讽了他。这种结局不仅使邓的逝世显得特别像一个无关紧要的插曲，也使朱鎔基的铁腕变成了徒唤奈何的笑柄。这个故事隐喻的是，在 1990 年中期的时候，以权力为核心，以资本为面目的中国权力经济已经发育得相当强大 。
📌 其典型表现就是各种具有金融控股性质的大型财阀的出现 。这种类金融控股公司贯通地方和中央，具有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双重面目，正在成为一种“自觉”的力量。这种力量对自己的利益有清醒的意识，四处搜寻着掠夺的猎物，所谓“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1999 年发生在中国股市中的“5.19”行情，就是这种力量主动“创造条件”大干快上的围如此广泛，领导人疲于奔命的状态就可以想见了。缰绳已经不在他们手中。
📌 事实证明了这一点。1997 年之后，中国改革在前 20 年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逐渐系统化、结构化的呈现出来。城市化进程缓慢如初，农民仍然以天文数字被禁锢在土地上；城市失业浪潮势不可挡；腐败以溃烂的形式四处蔓延，如此等等，无不说明一直潜伏在中国改革中的病灶正在进入全面发作状态。于是，中国领导人变成了四处灭火的消防队员，对“改革”的改革只好无限期搁置。这一时期，由于单纯的经济增长已经很难掩盖恶化的社会问题，经济增长带来的共赢假象开始幻灭，改革的合法性基础就不再能单单依赖于经济增长，而且要依赖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一个荒诞的经济逻辑在经济史中出现了：不保持 7％以上的增长速度，社会就不能稳定。这并非中国宏观经济管理者在自我吓唬，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酷的事实。在后改革时代的中国领导人那里，这句话的意思是，不保持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失业问题，金融问题等一系列曾经被速度掩盖的问题就将大白于天下。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位中国经济领导人在为自己的政策辩护的时候曾经感叹到，如果不是及时采取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中国经济早就崩溃了。这种评价是符合真实情况的。但问题在于，一个经济体没有 7％以上的增长速度就要出大故障，这个经济体不是脆弱到以至于荒谬吗？这种脆弱显然不能用中国严苛的资源约束来解释，而只能从中国改革以及由改革所衍生出来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去寻找。有趣的是，由于经济的自发增长机制远远没有形成（中国民间投资从 1998 年以来一直不能启动就是明证），对于后改革时期的中国领导人来说，要维持经济增长的速度，就必须从财政、金融等多方面加大政府吸取民间资源的力度。而在现有体制下，这种竭泽而渔方式所造成的大部分负担必然落在弱势阶级身上（1998 年之后，中国农村、失业等诸问题的显性化，都与此相关）。换言之，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本身就已经成为制造社会问题的原因所在。这实际上是中国改革模式走向最后衰竭的明确信号。
📌 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最著名的受害人之一（对此他一定刻骨铭心），他有强烈的理由这样做。或许是经济增长在他心理的分量太重，也或许是他想将这个任务留给更为睿智的下一代领导人，邓在这个巨大的挑战面前犹豫了，并最后退却了。无论是从个人的经验及智慧，还是从个人权威所造就的政治位势，邓小平都是毛之后有可能改造中国政治体制的最佳甚至是唯一人选 。如果邓都不能有效约束和说服官僚体系以同意他的全面改造 ，那又有谁能够这样做呢？但邓可能很难想到，历史的机会并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可能，机会之所以是机会，正是因为它千载难逢。而历史一旦按照另一种路径展开，其惯性就会大的惊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邓的继任者实际上已经成为这种惯性的囚徒。他们可以竟，英雄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然而，一个显见的困窘是，后改革时代所消耗的时间越长，资源越多，那么，新一代领导人可用于启动新革命的本钱就越少，腾挪的余地就会越狭窄。，
📌 如果我们将中国改革比作一场游戏的话，那么经过 20 多年漫长的改革，我们已经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被淘汰出局，改革正在沦为少数人的分赃活动。他们是丛林之中的获胜者，他们因而必须垄断战利品的全部分配。然而，21世纪的中国不可能完全退回到丛林社会，文明社会的底线不可能轻易沦丧，一旦触及这个底线，社会的剧痛就必然激起报复性的反弹。
📌 虽然在 1992 年之后的中国，出现了许多我们这一代人从未亲身经历过的新事物，有待于我们去洞察和辨识，但有一点却是现在就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以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的改革逻辑却一直在主导潮流并贯穿始终。换言之，官僚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始终是中国改革（不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这一点不仅决定了中国改革的路径，也决定了中国改革的分配及其后果。如果官僚利益的最大化偏好不是中性的，那么政府的中性就是不可能的，不太容易察觉的是，官僚利益集团的最大化往往被包裹在政府利益最大化的中性形象之中。
📌 与外界普遍的印象相反，具有超凡魅力的朱基先生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技术官僚。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事务性”官员。这并非朱的过谦之词，而是十分清醒的自我评价。纵观朱在 90 年代初期主政中国经济以来的表现，朱扮演的实际上是一个“救火队员”，从“清理三角债”，到“经济软着陆”；从“整顿金融秩序”到“分税制”，朱鎔基的英雄时代始终被局限在一个既定的体制舞台上。只不过，体制舞台的局促被朱基的个人光芒掩盖了。朱基的个人魄力、智慧、信仰以及超群的行政管理能力是如此迷人，以至于一位外国政要干脆撇开所有带有主观色彩的形容词，以不容置疑的客观标准评论朱：智商 200以上。在共产党的领袖中出现这样一位个性鲜明的人物是非常罕见的，这不仅让西方人感到惊异，更使已经对政治人物形成了刻板印象的中国人欣喜。如果在整个 90年代中国政治中有什么明星的话，那就非朱基莫属。但可能正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英雄期待，导致了我们对体制和时代的错觉。这种错觉由于 90 年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变得十分“真实和可信”。不过，错觉毕竟是错觉，朱鎔基最终还是亲自证实了这一点，虽然他表达得很委婉。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注意到，这位最接近西方民选政治家的领袖，在他作为总理的第三次记者招待会上，已经变成了一位“不了解情况、自我祝贺的总理”，这与他刚刚出任总理时发誓要“闯地雷阵”的政治豪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说，在听过他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后，连“最玩世不恭的北京出租车司机”都感动了。不过这家富有盛名的西方报纸忽视了另外一个寓意更加深刻的细节。早在前一年（2000 年）的记者招待会上，这位总理就已经露骨的抒发了他的无力感，他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之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鎔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在一如既往的幽默与谦虚中，朱显然没有克制住他对体制的无奈。一位现代中国的总理，最高的自我期许仅仅是“作一个清官”，足以反衬中国政治的真实现状。朱的这段自白，一方面流露出他的无能为力，另一方面也证实了他与体制的依存关系。中文里“清官”的意思其实可以翻译为“依靠坏体制作好事”的官员。以这样一个古老的标准的来衡量，朱无疑是现体制中最杰出的“清官”，但清官一词本身的含义则界定了朱在行政上的最大边界。换句话说，朱并不是以体制本身作为改革目标，而是以体制赋予他的权力作为凭借，在现有格局中最大限度进行资源调整，以维持经济平衡和经济增长。
📌 90年代中期，朱鎔基通过金融、财政权力的上收成功的调整了中央与地方严重失衡的关系模式，就是朱式执政思路的一个典型范例。事实上，这也是朱鎔基任内最为大胆的一次体制改造行动。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朱基虽然暂时控制了泛滥的分权模式，但却没有能够稍微改变传统政治权力本身。这就是为什么在 90 年代末期，中央政府以及各类金融、工业利益集团取代地方政府而成为盲目投资的主角的真正原因。准确的说，朱鎔基在整整十年中所作的全部工作，都是在开掘现有体制的资源，以全力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平衡。就这个有限的目标而论，朱无疑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因为他毕竟将中国的经济增长维持十年之久，并基本保持了中国社会的稳定。朱基唯一一次触及政治体制边界的改革，是他发誓要完成的机构改革任务（这实际上仍然一次意义有限的具有传统特色的“精兵简政）。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即便是这样一个单纯的“事务性目标”，朱基也只能铩羽而归。显然，不管朱基具备如何卓越的个人才能，但在现存的政治体系中，他都不具备改造官僚体制的足够权力资源。从这个角度观察，朱基将自己自限为一名“事务性官员”，并将自己的目标完全设定在经济领域，的确是非常“聪明”的谋略。然而一个严酷的事实规曹随，依样画葫芦，恐怕就只能南辕北辙。事实上，在主管中国经济的最后岁月中，就连朱基本人也已经无法按照原有的路径继续前进了。
📌 如果说 90年代中期朱鎔基的政策还是在下面遇到抵制的话，那么在他任期的最后阶段，他的政策似乎已经很难走出中南海了。这无异于表明，一个不断制造社会问题的体制正在不由分说的剥夺中国领导人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 ，改革的方向盘已经易手。无论他们多么出类拔萃，也无能他们在民间享有多么巨大的声望。而对于持续了将近 25 年的中国改革来说，这实际上是一声正式终结的下课铃声。因为一个被悄悄培育了 20 多年的体制已经长大并站立起来，从此之后，它将按照自己的意志和逻辑改造这个国家，再也不会理会个别领导人善良的道德意愿。那么，这个体制究竟是什么呢？它是我们誓言要建立的那个市场经济吗？ 是我们在 20 多年之前期望的那个民主自由、繁荣均富的彼岸之国吗？
📌 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已经很难分辨什么是新体制，什么是旧体制。两种体制经过 25 年的磨合，已经被完全融合在一起，浑然一体，天衣无缝。两种体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仅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配合，相互巩固。换言之，中国人今天面对的是一种完全成熟了的体制，它既不是我们深恶痛绝的旧体制，更不是我们多年以身相许的新体制。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什么“走回头路”的问题（我们早就回不去了），而是走上了歧路的问题，不是什么“不制度化、不固化”的问题，而是已经完全被锁定在歧路上的问题。当大多数人（像那位经济学家一样）仍然沉浸在未来的想象之中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不知不觉地到达了终点。不幸的是，我们经过 20 多年辛苦跋涉所到达的这个终点，并不是什么美丽的“新世界”，而是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旧朝代的翻版。
📌 中国源远流长的官僚政治体系有着神奇的亲和力，它可以与任何体制相互融合。它既可以与古老的小农经济，也可以与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市场或者国家资本主义相结合；它既能够将儒释道汇于一炉，也能够将现代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杂糅并蓄之后，自成一体 。而当今世界的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自然同样不在话下。这或许正是中国官僚政治自秦以降，能够绵绵延续2000 年的关键原因。正所谓“2000 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 江苏某个城市的一位税务师事务所的董事长曾经向我夸耀，他那只有几十号人员的事务所一年的纯利润达到 2000 万元。此人原来是该城市某税务分局的一名即将退休的官员，在刹那间变成了董事长的同时，也刹那间拥有了巨额个人资产。这让我们联想到了中国历朝历代以专以苛捐杂税为能事的役吏形象。这种真相告诉我们，中国传统官僚权力在 90 年代中期之后，是如何以一种新的官僚权力通过新的面相向社会各个领域延伸、渗透，并寄生在新的宿主之内。
📌 毛泽东对中国官僚体制的腐蚀和吞噬能力是非常警觉的。“文化大革命”中所包含的一个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限制当时正在逐渐膨胀的官僚特权。虽然毛的鲁莽和浪漫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将文化革命仅仅归结为权力斗争的产物，却是对中国历史的另一种无知。从某种意义上讲，毛的革命是针对中国城市特权阶级的一次农民革命。或许正是因为对旧体制的荼毒记忆犹新，他才会在仅仅 17 年之后就接着发动又一场伤筋动骨的“革命”。显然，毛泽东并没有找到正确的办法，悲剧和灾难在所难免。匪夷所思的是，作为毛的后来人，邓小平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来约束官僚体系。或许，创深痛巨的“文化革命”使邓从另一方面吸取了相反的教训，于是，他将历史的钟摆狠狠的拨向了另一面。
📌 他们想指出的大致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城市精英集团（他们即便在城市中也只占人口的极小部分）完全垄断了从政治权力、到经济权力、到文化权力的社会总体性资源，社会的绝大部分资源都在这个狭小的圈子里私相授受。而与此同时，大部分人口却被排拒在这个圈子之外，只能完全被动的承受这个圈子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输出结果。这种畸形格局由于有越来越现代化因而也越来越具有效力的军事权力和警察权力而得以维持。但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却是，一个制度上的“流动性陷阱”出现了。也就是说，这个制度将完全失去自我创新和自我改革的动机和能力，而在一个坏的“制度陷阱”中不能自拔。
📌 在这个庞大的架构之下，是以十亿计的毫无组织的原子化个体，他们被强大的力量控制在食物链的最下端，极少有向上流动的机会 。如果时世平顺、经济繁荣，这些数量庞大被拥塞在社会底层的原子化个人可能还会表现出一如既往的驯顺，温和，上层官僚体系也多半会显示其亲民，爱民的民本风范。但倘若遇到急景灾年或者剥夺太甚，无力维持最低限度的温饱，平时沉默、温顺的底层民众就可能呈现暴民化趋势，而底层的这种骚动，也将把上层结构推向冷酷的极化形态。
📌 他们要表达的，是对这个社会的绝弃，其中暴力与血腥气氛隐约可闻。虽然这一次他们的暴力是指向自己的，但谁也不知道他们下一次会指向谁。在 2003 年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表明，中国社会的利益表达通道已经完全被阻塞，于是人们只好诉诸于这种极端方式。我们很难想象，如果这些人还有其他的表达方式，他们怎么会选择以生命为赌注。这一次抗议的主角虽然普遍是中国的下层民众，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其他阶层就有更畅通、更有效的表达方式。更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中国的其他阶层境况稍好，有更多的本钱恪守中国人的隐忍“美德”。这是中国传统和现行体制的“阴险”之处。
📌 中国城市与农村收入差距在 1984 年由改革前的 2.5 倍显著缩小到 1.8倍之后，开始不断扩大，到新世纪开始的时候，这个数字达到了 3 倍。而最极端的估计则是 6 倍，而就我们个人的生活经验而言，这个“极端的估计”可能一点都不极端。考虑到中国农村庞大的人口基数，我们很容易想见中国贫富分化的严重程度。更让人担心的是，中国城市人口本身也同时发生着越来越剧烈的收入分化问题。在中国城市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两个普通人之间的差距经常可以达到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之多，以任何标准衡量这都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社会中的正常现象。不过，这个问题的可怕之处在于：这些表面上的收入差距并不是什么偶然的个人因素所导致的，而是隐藏在其背后日趋固化的分配模式所引发的。排除那些由于外部资本的进入所引起内部收入分化的表象，这个核心的分配模式实际上呈现着其鲜明的权力性格 ，离权力核心越近，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分额就越大。其外部化的形式则是，首都远远优于省会城市、省会城市远远优于中小城市；城市远远优于农村；官员远远优于群众。这等于是在说，政治权力中心就是资源中心，就是分配中心。在我们自豪地宣称我们已经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的时候，我们的分配模式却仍然是带有强烈等级色彩的封建模式。这当然不仅仅是一种嘲讽，而是一种强有力的象征。它告诉我们，中国离现代市场经济还有多么遥远的距离。一个经济体系的健康与否从来就不是只看它的 GDP 总量，而是必然的包括它的分配；
📌 事实上，只要体制是允许掠夺的和盗窃的，那么，通过抢劫积累财富的成本就会比正儿八经做买卖要低廉的多。而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抢劫成性的官僚痞子们甚至根本就不屑于做生意，他们完全可以将掠夺作为他们的终身职业。这些抢劫来的财富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会重新进入已经十分拥挤的生产领域，这些财富的可能去处是，用于挥霍、炫耀以及进一步抢劫的资本。这种积累与其叫做“原始积累”，不如更确切的称之为“不断积累”，因为只要权力不受到约束以及权力仍然控制着关键的要素资源，这个积累就不会停止。换句话说，只要这两个条件被同时满足，这种“积累”就将是无止境的，不会因为某种偶然的“良心发现”而戏剧性的停止。
📌 中国城市中所出现的贫困化趋势将仅仅是一个开头。与这种“ 原始积累 ” 趋势相一致，中国的阶层结构也将重新回到 1949 年之前，那就是重新创造一个人数不足全国人口 5％～10％，“但却几乎垄断全国文化阶层、官僚政权和巨大财富的统治阶级……这个统治阶级成分之庞杂和从大众中选拔贤才、维持自身地位及传统的能力。在世界社会史中首屈一指”（费正清语）。在这个上层社会的下面，是一个人口庞大但始终缺乏保障的下层。那些自称在上海、北京等等大城市惊喜的发现了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人们大概忘记这样一段历史 ，在半个中国社会的主流阶级了吗？尽管有各种媚俗的炒作，但到目前为止，中国中产阶级肯定还是一种与中国现实无关的想象 ，是我们对中国现代化实际进程的一种错觉，一种梦呓。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逐渐两极化的阶层结构。
📌 中国超级出口能力在近几年来已经引起国际经济体系的极大关注。“中国制造”在发达国家所引起的洪水猛兽般的恐惧，正是这种超级出口能力的一个明证。不过，创造中国出口奇迹的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秘密武器，而是一个非常原始的手段：廉价劳动力。按照经济学家更喜欢的说法，这被叫做中国的比较优势。那么，这个比较优势“优”到了什么程度了呢？ 有人告诉我们：中国的劳动成本是日本和美国 1/50，它甚至比泰国还低一半。量的廉价劳动力的潜在供给也是外资大量涌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 在中国，各级政府吸引外资已经达到了非常疯狂的程度，而政府官员最重要的日常工作也就变成了频繁出席各种招商引资会议。但要成为中国庞大的招商引资竞争中的赢家，各级政府除了廉价奉送本地的资源（土地资源、税收资源等等）之外，剩下的就是竭力限制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许多地方领导人一听到本地劳动力价格上涨就感到神经紧张的原因。在中国许多地方，外商投资企业（显然不仅仅是外资企业）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血汗工厂的新范例。将大量有强烈消费意愿的人口限制在仅仅能够维持简单再生产低收入水平之上 ，在总体上恐怕只能进一步抑制中国的内部需求。
📌 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改变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现状，以增加中国内部需求，都是中国经济赖以持续增长的正途。但很显然，在中国经济分配越来越两极化的情况下，我们很难找到改变这种模式的具体办法。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我们甚至很难看到改变这种模式的意愿。所以，我们可能只能眼睁睁的等待这种模式一直运行到衰竭并最终以灾难性的形式收场。
📌 这个以官僚阶级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改革模式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就是，政治权力本身的高度垄断，以及政治权力对经济、文化等社会总体性资源的无监督的强有力控制。这一点，历经 25 年改革未曾稍变。换句话说，在对中国官僚体系——这个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具有“无与伦比生命力”的政治体系，的监督和约束方面，我们还停留在 25 年之前，甚至更为遥远的过去。25 年来，这个古老的政治体系因缘际会，创造了让几代中国人都非常陌生的社会、经济景观。之所以陌生，是因为我们很难判断，我们今天对中国物质生活变化的感受，与洋务运动 、一战以及其他类似历史时期的中国人是否一致。
📌 中国社会在后改革时期所出现的某种日趋固定化的精神指向，已经成为中国未来最致命的隐患。如果文化被锁定在一条歧路上，那么，中国人回头重来的时间就可能极其漫长。在某种意义上，在失去了原有的文化依托之后，中国人在近十年中重新堕入了某种“初人”状态。他们已经失去了对任何规则、制度、伦理的敬畏，剩下的只有对实力或者暴力的恐惧和崇拜。他们以最市侩的机会主义对待一切事务，一旦得逞，便飞快的贴现。他们不相信明天，蔑视人类一切美好情感和文明准则，以为那不过是他人获取利益而伪装出来的假惺惺的道具，但只要需要，他们就立即可以变为某种主义的信徒。他们只服从暴力的权威，在暴力圈定的边界之外，他们就完全失去了精神的依从，文化的指引、伦理的约束。简言之，他们是一群狡猾但完全丧失了自组织能力的原子化个人。中国人的这种文化选择是无奈的，因为仅在咫尺的，就是中国官僚体系在改革中不断“成功”的示范。在完全失去了对中国官僚体系的约束能力之后，中国人只能争先恐后的加入这种“市侩”比赛，以免在残酷的“物竞天择”中被淘汰出局。
📌 到 2002 年的时候，中国城乡的收入差距已经超过 1949 年之前的国民党时期。城乡收入差距的国际比较显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为 1 比 1.5，超过 2 的国家极其罕见。而现在所有统计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估计都超过了 3。如果加上城市收入中的各种隐性福利，这个数据甚至达到 4～8倍。
📌 从某种意义上讲，土地平均分配，是中共流血革命的硕果仅存的最后一份遗产，任何中共领导人跨出这一步都必须承受致命的政治风险），单就其操作过程中所可能产生的巨大社会痛苦，就足以使任何一位中国领导人望而却步。素以铁碗著称中国前任总理朱基先生在 90 年代中期谈到农村股份制的时候，曾经隐晦的谈到了对土地私有化的担心。我们很容易猜想，他的眼前浮现出了这样一幅图景：大量失地农民在中国城市和乡村四处流窜，寻找着生存机会。胆小的卖儿卖女，胆大的则偷窃、抢劫、杀人越货。他或许在担心，中国会不会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对于有过 1949 年之前中国生活经历的人，眼前浮现出这样一幅骇人的图景或许算不上夸张。理解了这一层，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领导人对土地私有化的疑虑并不完全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有着深刻的个人经历的因由。事实上，农村土地私有化的正确顺序应该是，先进城，后私有。但在当代中国城市已经进入排出劳动力阶段的时候，我们怀疑农村土地私有化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的确，在城市不能为中国农民创造足够就业更好。
📌 农村基层官员已经变成了中国干部队伍中最负面的典型。这造成了一种广泛的错觉，以为发生在中国农村的所有罪恶行为都是由这一群目无纲纪的基层干部独立制造的。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确实有许多骇人听闻的纪录，但准确的说，他们经常只是这些悲剧的实施者，而不是导演者，真正的导演者是具有强大剥夺性的中国官僚体系，然而，他们却在农民看不见的地方。农村基层官员不过是这个层次复杂的官僚体系中的最低一层 ，是官僚体系这部噬血机器插入中国底层社会的一个个针头。这个位置注定了中国农村基层官员将在官僚机器与底层民众的冲突中扮演打手的角色，而在资源极其稀薄的中国农村，与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农民争夺生存资源，这个角色就必然会带有某种血腥的气味。中国媒体最近几年披露的事实说明，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的暴力行为已有愈演愈烈之势。1999年 12 月，山西青年农民李绿松因上访反映村小学建筑中的经济问题，被公安机关抓到看守所严刑拷打之后，被惨无人道地割掉了舌头。其残忍和血型程度令人发指。
📌 因为基层官僚更多的已经不是出自民间的乡绅，而是国家的正式官员，他们所承受的来自官僚体系的压力远比来自农民的大。一位河南的镇党委书记对此深有感触，他说，“如果处理不好对‘上’的关系，更是不行，因为‘乌纱帽’在提在他们手上，随时可将你撤职，结束你的政治前途”。正是这位镇党委书记的前任，甫一上任，便大搞政绩工程，又是向银行贷款、又是向农民摊派（其摊派之多，相当于当地农民全年收入的一半），以至于最终激起民愤，导致数千农民围攻镇政府。在他的政绩工程还没有来得及兑现为进身之阶的时候，这位雄心勃勃的党委书记自己却被村民殴打入院。从这个倒霉的镇委书记的经历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中国农村基层官僚的一种激励来源。
📌 对于各级官僚，这个指标则关乎他们向上流动的机会。在短期内制造快速的经济增长，需要对资源的集中和密集使用，于是大肆借贷、摊派、竭泽而渔就成为中国官场中一种十分流行的取悦上级的手法。很显然，中国基层官僚许多荒谬的举止都来源于中国官僚体系给予他们的不当激励。而这种目标恰恰是中国官僚体系最高层以“国家建设”的名义逐级分解、传递下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基层干部许多看似乖张的行为实在不是他们个人的率性之为
📌 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中国的官员感慨说，我们农民多么好呀。他们是在赞美中国农民的超级忍耐力。他们也经常将社会稳定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农民的这种驯顺性格上。的确，只要剥夺没有超过生存底线，中国农民就是人们眼中的顺民、良民、贱民，但如果超越这一底线，中国农民就会立即显示出他们的另外一种历史面目：暴民。贱民和暴民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之间实际上只有一步之遥，或者根本就是一体两面，角色的转换瞬间就可以完成。承平时期压榨贱民，危机之时防范暴民，中国官僚体系 2000 年以来的基本职能总是在两极之间来回摇摆。走出这个怪圈的唯一出路，就是将农民变成拥有平等法律权利的现代公民。但可悲得很，在号称进行了 20 多年现代改革的中国，无论是在统治者那里还是在被统治者那里，我们都还没有看到这种意识的萌芽。一位社会学家在与中国河南省的某个地方当局探讨艾滋病人（这个地方地农民由于卖血而造成艾滋病大规模感染）的救助时，从地方官员那里得到的答复相当令人震惊：“你们为什么这么关心他们？这些人，让他们自生自灭吧。”地方官员对农民的这种态度实际上是一种不不祥的征兆，它意味着，一旦危机席卷，农民仍然会扮演他们反复扮演过的传统角色。暴民是临时聚集在一起的破坏集团，没有长期的组织目标，不善于谈判，也不屑于谈判。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破坏和颠覆
📌 而这种情绪可能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信号，一个莫须有的谣言，一个敢于登高一呼的山大王，就能够在刹那间掀起风暴。事实上，从中国过去十多年中连绵不断的小规模的暴动中，我们已经看到这座活火山又一次周期性活动的迹象。毕竟，中国农民被剥夺的太久了。他们发动了这一次的改革，却在半途中又一次被改革抛弃了。一位研究人员在将南非的各种数据与中国比较之后惊讶的发现，中国农民受到的虐待远甚于种族隔离之下的南非黑人。她得出结论说，农民是中国一个被隔离的“种族”。
📌 多年之后，费正清先生是这样为同样好奇的美国人解读中国神话的，他说，他看到了两个中国，一个是乡村中国，另一个是都市中国。这两个中国有着巨大的反差，他甚至评论说，如果日本人扩大侵略，“农民将会默默的欢迎他们，因为农民的处境不会比现在更坏了”。费正清先生“两个中国”的发现是如此的锐利，以至于成为研究中国问题风靡一时的重要范式。令人悲哀的是，70 年过去了，这个范式仍然具有十足的解释力，吸引着我们这些后辈晚生的注意。
📌 2003 年一系列农民工故事的最高潮是，中国总理温家宝亲自出马为一位重庆农民工追逃工资。
📌 中国农民发现，农村改革所带来的幸福时光不过是一种短暂的幻觉，继续留在土地上，可能连生存都会成为问题。从此之后，中国农民开始以势不可挡的主动姿态冲击城乡户籍界限，向城市移民的速度骤然加快。转折发生在 1992 年，这一年，农民工人数从前几年的低位突然爆增到 4000 万。这个数字在 92 年之后逐年膨胀，到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时候已经达到 8800 万之多。与 80 年代的民工相比，现在这支游离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巨大群落已经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 。因为他们是迫于生存压力而不是比较利益而离开土地的，他们是再也回不去的一群。他们是没有未来的城市人。他们是没有过去的农村人。这也是为什么 92 年之后的农民工大多云集在凭“身体”吃饭的低级工种上的主要原因。
📌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似乎是一个底层革命特别频繁的国家，近有毛泽东的革命、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远则有无数的底层造反运动和王朝更替。这应该使我们对底层革命抱有更高的警惕和敏感。底层革命从来就是“瞬间”出现的，不会给出明确的提示和预兆 。因为它的基础早已经成熟。用这个角度观察今天的中国，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离这种革命的距离实际上并不遥远。
📌 然而，当一个意外事件变成引发一场骚乱的原因的时候，足以证明人群中早已经储备了相当强烈的情绪。“意外事件”只是一个触发点，只是一个证明骚乱合法性的理由，是一个“号召”骚乱的信号。这种“借题发挥”的技术，我们几乎可以在所有大大小小的群众运动中发现。在社会情绪比较平稳的时候，人们一般会以个案的方式来寻求问题的解决，群体性骚乱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形式，毕竟这种方式隐含着对参与者的巨大风险。所以骚乱其实并不仅仅是寻求具体问题的解决，而是指向“整体”解决的一种集体行动。
📌 中国失业工人会不会成为中国工人重新凝聚其集团意识，并催生中国新型工会组织的先导者，我们不得而知。但作为一种强烈的意志，它肯定会显示其力量。以任何标准衡量，中国失业工人的数量都已经达到了爆炸的边缘。危险的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个群体的规模不仅将在高基数上继续膨胀，年龄结构也将日趋年轻化。与农民相比，工人的生存方式决定了，一旦失去工作，他们就可能立即沦为赤贫和饥饿状态。对此，我们恐怕很难寄希望于中国形同虚设的社会保障网络。以我们对中国分配机制的了解，如果我们能够稍微延缓中国贫富分化的零博弈趋势，可能已是最高目标。所以，由最先苏醒的中国失业工人为主导的中国工人，将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的又一股重要力量。这个力量并不会由于工人的职业和收入分化而彻底消失。相反，由于失业工人生存状态的绝对贫困化而会变得更加具有烈度。与中国庞大的农民群体相比，中国工人可能是下层中的少数，然而，其组织性和认识能力决定了，他们可能是关键的少数。而失业工人则是这些关键少数中的关键。
📌 有非正式的统计表明，失业工人在中国自杀者中占有相当比率。这说明，许多失业工人的生活挫折已经达到了他们个人的承受极限。今天，当这种悲剧真正发生的时候，人们似乎却不再热衷于传播。这或许是人们已经习惯了悲剧，学会了残忍；也或许是人们正在准备这个故事的后半部分。的确，就中国的改革的进程而言，中国工人在改革中的故事还远远没有讲完。
📌 对于中国工人 ，中国官方媒体要么大肆夸张个别人下岗之后发财致富的童话故事，要么就以一种虚伪的同情号召他们“重头再来”（中国一首广为流传，其中充斥着对失业工人廉价同情的歌曲），但却对他们作为一个集体的历史命运只字不提，装聋作哑。
📌 2002 年武汉某高校邀请一位院士参加本校一个国家级实验室的成果评审会。但这位古稀院士不仅自己来了，还堂而皇之地带来他的情妇——一位与这位院士年纪悬殊的少妇。如果故事仅仅是这样，人们可能只会将它当作一个谈资，宽容的一笑了之。但问题在于，这位院士竟然要求接待单位报销这位女士的来回机票。同是这一年，北京一所著名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位海龟经济学家受邀到深圳一家证券公司讲演。在主办单位如数付清了他的“出场费”和来回机票之后，这位海龟经济学家竟然又掏出一张机票要求报销。为了不撕破脸面，主办单位只好当了一次冤大头。但他们私下里却非常震惊和愤怒，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这种全无羞耻的勒索竟然来自最不可能的人群——学者。然而，千真万确，正是他们— —标榜着中国文化精神的知识精英群体，正在以最漫画的方式演示着中国改革价值在 90 年代中后期的彻底沦丧。
📌 浏览一下当今中国官员们的简历，大多数人将会产生一种中国已经普及了博士或者硕士教育的错觉，因为他们不是拥有博士就是拥有硕士头衔。但知情人知道，这些头衔不仅（绝大多数）是假的，而且还是中国官僚精英在道德上彻底崩塌的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本来，博士或者硕士并不是中国官僚录用的硬标准，也决不能证明一个官僚的能力甚至学识，但博士头衔稀有，所以中国官僚精英必须占而有之。但这种占有对文凭和官僚精英本身其实都是一种损害。中国东部某省的一位省级官员的学历非常具有荒诞意味：在短短两年多时间中，这位省级官僚竟然从一名 1999 年的函授文科大专生一跃变成某重点工科大学的工科硕士。如此大的专业跨度，在让人们佩服中国官员们的绝顶智商之余，也让人们感慨于中国官员们的胆量。
📌 自从共产主义信仰在中国决定性的溃败之后 ，中国官僚精英的信仰体系就陷入了一种巨大和长久的空白。他们既不相信过去，也不相信未来；他们既无宗教敬畏，也无世俗遵循。如此，权力贴现主义的短期行为就变成了他们的唯一生活为其购买了房子的情妇竟然就达十四人之多。这种看似疯狂的行为背后，实际上隐藏了一种对未来的极端恐惧。
📌 中国的官僚精英长期浸润在一种极权主义环境之中，与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规则及生活方式相当隔阂。在一个权力不受或很少受到监督的社会中，权力的魅力更是巨大。所以，中国官僚精英中一直隐藏着一种深刻的权力崇拜。80 年代之后中国市场社会的勃兴，虽然带来另外一个偶像崇拜——钱，也一度使中国社会出现过对权力崇拜的某种动摇，但当人们经过短暂的犹疑，发现权力也可以带来巨大财富之后，权力在中国社会所受到崇拜实际上比改革之前更加炽热。反映在中国官僚精英的态度上，对权力的迷恋就变得更加具有理性了。当然，他们迷恋的其实是那种不受限制和监督的权力（如果权力受到限制和监督，对权力的崇拜就会有节制得多）。也就是说，中国官僚精英与其是说是迷恋权力，不如说是迷恋权力在中国的特殊行使方式。中国官僚精英不仅在私人生活中体悟到了这种权力带来的快感，更在公共生活中进一步证明了这种权力行使方式的必要性。改革之后，中国依靠行政权力推动经济的发展模式取得持续的增长纪录，不仅大大助涨了中国官僚精英的自信，也为他们在中国采用极权模式找到了充分的当代证据。不难想象，中国官僚精英们在私下里对各种限制权力的警告会采取什么样的傲慢和嘲讽态度。
📌 在中国行使权力固然可以获得绝妙的快感，但获得权力却是一件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事情。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但此苦非彼苦，而是精神之苦，人格之苦、依附之苦。长期处于这种人格煎熬中的中国官僚精英们，一旦媳妇熬成婆，就立即会焕发出他们权威人格的另外一面。中国东部省份一位非常年轻的副厅级干部，在刚刚被扶正后即因为强奸女下属而告事发。对此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凭这位年轻厅座的权力以及资源，得到漂亮女人根本就不应该成为问题。但该省组织部的一位人士提供了一种心理解释，他说：“我在组织部工作这么多年，我太了解这些干部了，他其实不是在强奸女下属，而是在验证自己的权力到底有多大的力量”。
📌 权威人格已经成为中国官僚精英们一种典型的人格特征。这种人格的一面是奴才，另一面是主子。他们要么是主子，要么是奴才，中间绝无任何其他选择。现代文明中的平等伦理在这里没有存身之所。做惯了奴才的中国官僚精英一旦变成主子，变成一方权力的绝对拥有者，就立即会以报复性的方式行使权力— —他们要百倍的补偿他们曾经长久失去的精神和人格的独立性。这样理解问题，前面那位年轻厅座的行为不仅很好解释，而且值得同情。他们不过是环境的产物而已。
📌 中国官员的遴选机制极不透明，遴选标准也非常模糊。这样，中国官僚精英要想在仕途上一展宏图，就必须以人身依附的方式极力接近某些关键人物，迎合这些人物的各种需要，用更加通常的话来说，所谓“跟对人”。由于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跟对人”就成为中国官僚精英仕途前程的一条可行途径。这种围绕某个关键人物形成的，以人身依附为主要特征的非正式组织，往大里说是“派”（带有某种正规的政策取向含义），往小里说叫“帮”。这种非正式组织，一般以亲属、同乡、同学、战友，上下级的纽带纽结而成，构成一种互惠互利，体带来毁灭性的命运，这说明，“跟对人”的官场路径实际上蕴涵了某种巨大的风险，但它之所以成为中国官僚精英普遍的“次优选择”，实在是现行的遴选制度使然。自己既然无法掌握自己的官场命运，就只好将自己的命运以人身依附的方式交给有决定权的人物掌握。毋庸置疑，这种关系紧密的裙带利益集团已经成为中国政治中的一种普遍事实。这种利益格局决定了中国官僚精英的眼光和德行都很难超出本集团之外，所谓“内外有别 ”“ 结党而私 ” 指的就是这种情况。这实际上就使中国官僚精英的伦理回归到了中国古老的特殊主义传统。以这个视角观察，中国官僚精英的精神不仅是在向旧时代回归，而且是在向毛泽东、蒋介石之前的中华帝国时代回归，向一种更加久远，但显然也更加有害的传统回归。这种精神复辟与中国 25 年改革所取得的物质和技术进步，形成了极其刺眼的对比。看来，技术的进步以及更高的教育水平都无法自动缔造一个健康的官僚精英群体。
📌 一位浙江的民营企业家这样注释到：“做大必须从政，不从政不可能做大！”
📌 不如此，他们就可能在下一步的竞争中失去优势。对这种“新”的企业竞争生态，我们上面提到得那位浙江民营企业家表达得相当露骨：因为我的对手已经从政了！。虽然企业家直接当市长的情况还为数甚少，但中国经济精英在各级党、政、以及人大、政协中日渐活却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显然不只是出于某种社会声望的考虑。这不仅暗示了中国经济精英们在精神上的一种质变，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精英依附于政治权力的必然宿命。正如我们看到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经济精英的命运一样。中国经济精英们没有任何独立于政治权力的个人地位和组织地位，甚至财富本身也要取决于权力的施舍、输送和保护。当然，只要这种依附是可能的，并且可以带来超市场的利润，这种依附就是值得的。事实上，在中国转型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精英正是凭借这种依附而获得了比其他公民多得多的权利和利益。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对现状感到满意，并支持和维护这种现状。中国的转型在中国社会培养了一种顽强的文化信念，只求结果、不问手段。中国经济精英们正是这种文化信念最坚决的拥护者。他们对现代商业文明的基本伦理非常陌生，而且根本就不屑一顾。就此而论，那种认为经济发展能够自动带来一个现代公民社会的推论是非常令人怀疑的，起码我们在中国的经济精英身上没有发现这种现代价值的蛛丝马迹。在中国改革特殊环境中成长并壮大起来的经济精英们，不仅没有被培养了一种公民精神，反而深深的沾染了一种特权习气。财富既可以通过创造而来，也可以通过掠夺而来，而当掠夺的成本很低并成为一种普遍的市场风俗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期望中国的经济精英成为一种健康的制衡力量。他们最大的愿望和可能，就是与特权合谋，并成为特权阶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中国的特色在于：中国的知识精英所赖以安身立命的高校、研究机构几乎完全为政府所有。换句话说，他们几乎统统是政府的雇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知识精英从来就是行政体系的一员，他们中间许多人的知识精英地位，完全是依靠行政性垄断权力而取得的。）拿人家的钱，自然就要看主人的脸色。在这样一种雇佣关系下，知识精英的独立性实际上就荡然无存了 。而这种独立性正是知识精英们取得社会公信进而行使话语权力的生存根本。如果政府与知识精英之间的关系是雇佣，那么行政精英与知识精英之间的合作就很难称得上是合作，而只可能是赎买或者别的什么。身份上的依附性，是中国知识精英与行政精英这次最新合作最启人疑窦的地方。
📌 经济精英可以通过财富买官位、买文凭而拥有政治和文化资源；而知识精英则可以通过知识权力换取财富或者加官进爵。一位博导对自己博士生的招生“结构”是这样安排的：三分之一的名额留给官员、三分之一留给企业家、另外三分之一留给真正做学问的。这实际上是中国上层精英在 90 年代中后期的“互惠互利”一个极其辛辣的写照。
📌 回头看来，在北京城头这一夜的枪声之后，威权政治其实变成了中国政治唯一的选择。由于这种政治转型几乎是在一瞬间完成的，以至于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察觉。
📌 对于 1989 年之后的中国政治，有一种非常普遍而且牢固的印象：中国经济领域已经天翻地覆，但政治领域却纹丝不动，即所谓只有“经改”，而没有“政改”。但很显然，这并不是事实。事实是，中国政治不仅一直在变，而且早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如果说“六四”之前，中国共产党政权对自己的意识形态还将信将疑，因而还是一个半带宗教色彩的极权政府的话，那么在“六四”之后，中国共产党政权对自己的意识形态则彻底灰心丧气，从此，中国共产党政权开始向一个马基亚维利式的世俗政权急速转型。虽然 1989 年之前的改革已经为这种政权转型作出了铺垫，但 6 月 3 号晚上让民众和政府都醍醐灌顶的枪声，对这种转型则起到了决定性的催化作用。
📌 就像一个人在经历人生巨变之后突然变得玩世不恭一样，“六四”之变，也让中国共产党如梦初醒。这种大彻大悟导致中国共产党在两个方面脱胎换骨。一是政权性质发生了改变。“六四”之后，中国共产党从整体上开始演变成一个清醒地追逐自我利益尤其是世俗财富的官僚集团。在“六四”之前，无论是左翼的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者，还是右翼的党内自由民主派，都对共产党的施政设置了某种道德约束和理想主义目标，不管这种目标的具体内容如何，这种影响都是非常强有力的。但在“六四”之后，共产党彻底摆脱了来自左、右翼的意识形态和道德纠缠，成为一个实用主义的官僚集团。
📌 “六四”之后，前中共政治局委员邓力群所代表的传统左翼以及胡耀邦、赵紫阳所代表的民主右翼迅速而且彻底的失势，非常能够说明中共去意识形态化的趋势。红旗落地，道德凋零之后，世俗利益的自我实现就成为这个官僚集团唯一的冲动。这就是说，这个时候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丧失了表达、整合社会各阶层意见及利益的政党功能，变成了一个仅仅表达官僚利益的利益集团。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相当活跃、派别斗争非常频繁，这固然极端无序和混乱，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表达基层、平衡利益的整合功能。
📌 从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左翼极权一跃而转变为右翼专制 。而这个新政权的基础就是越来越专业、务实但同时也越来越利欲熏心的行政官僚体系。在这里，“党”（以及党的意志）彻底消失了，它被“政”彻底吸纳，彻底融解，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拥有巨大权力的官僚政权。也由此，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变成了官党一体化的“官党”。这就是是为什么在邓小平之后的时代，以前经常困扰中共并引起争吵的老大难的“党政关系”问题神秘失踪的原因所在。
📌 邓小平时代的的官僚政权虽然具有越来越专业化、理性化的色彩，但其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特征与毛泽东时代的党政权毫无二致。毛泽东的“党天下”变成了邓小平的“官天下”，一个极端狂热因而也极端残忍的政权变成了一个极端理性，因而也极端自私的政权。这实际上是邓小平为自己的改革留下的一个灾难性的后门 。对于一个丧失了信仰同时也丧失了道德自律的官僚政权，这种理性化意味着也仅仅意味着本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而其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则为这种极端自私的最大化提供了绝佳的制度条件。今天中国贫富极度悬殊的现实以一种绝对冷酷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
📌 在文革时期，毛泽东曾经用他一贯的冷嘲热讽说过：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毛的这个梦魇在 1990 年代的中国迅速变成了事实。只不过，这个所谓“资产阶级”与现代资产阶级并无太多相似之处，它更像是那个古老的“官僚资产阶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90 年代之后的中国政权更像是蒋介石先生逃往台湾之前的国民党政权。1990 年代之后，在老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中流行过一句感慨“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表达到就是对这种历史重来的无奈。
📌 在 1993 年 6 月采取霹雳手段惊险渡过了一次极其危险的金融混乱之后，中国总理朱鎔基曾经在颇有成就感地说过，如果不是他，共产党在年底就会完蛋。考虑到当时的中国政治经济情况，朱基的这个说法并不夸张。
📌 1989 年之后，太多的人对中国政治发展做出了各种不祥的预言，然而，中国这一独特的政治体制凭借其神奇的适应能力，将这些预言一一击得粉碎。而中国 1989 年之后持续至今的经济增长神话更是对那些西式的民主理想构成残酷的嘲弄。种种迹象显示，中国的政治领袖和各级官僚都从 1989 年之后的政治实践中吸取了越来越强的政治自信。在表面上，中国的政治领袖仍然战战兢兢，但在私下里，他们则相当傲慢（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拒绝任何政治改革的态度中看到），在他们那里，中国共产党在 1990 年代的政治发明，不仅在未来可以应付自如，甚至还可以长命百岁。未来要做的，充其量也就是使这部机器更加灵巧，更加精致。不过世事难料，过去的成功很可能成为未来的包袱，如果中国政治领袖真的以为能够以不变应万变，那么，中国这架看上去运转良好的政治机器，就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出其不意的抛锚。
📌 “ 闷声发大财”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在 1989 年之后的主流意识，也同样的利诱刻意诱导出来的。1989 年之后，意识形态和道德的教化力量双双失效，在这个时候，强大的威慑和世俗的利益便成为这个政权实施统治最可行也是最后的两种手段。威慑的目的在于告诉人民不可以做什么（比如“六四”上街之类威胁政府统治的举动），利益则可以诱导人民努力去争取些什么，一堵一疏，亦威亦惠。
📌 统治者既然以一种马基亚维利的方式统治，那么人民也就迅速学会了一种马基亚维利式的生存。
📌 经“六四”一役，“不合作”，成为部分人反抗政权的最高手段，而更多的人则一种表面驯服姿态与政权开始一种新的博弈，以一种补偿的心理玩命地追求财富。人们知道，只要不冲撞政治高压线，任何追求财富的方式 （哪怕再不道德的方式）都是被允许甚至被鼓励的；在另一边，统治者也非常清楚，只要能够给予利益，人们就不会（起码暂时不会）挑战官僚政权的垄断统治。显然，这是 1989 年之后人民与政权之间达成的一种默契或者说隐性契约。正是这种隐性契约，维系了 1989 年之后的中国政治平衡。在这种默契中，既没有任何正式的游戏规则，也没有任何道德原则，只有相机行事的机会主义灵感。机会主义虽然意味着个体理性程度的增加，但在没有任何准则和道德基础的情况下，这种理性不如说是一种奸猾。政权如此，人民亦然。如果说机会主义策略对个体来说可能意味着理性的话，那么将这种机会主义叠加、放大到一种民族的战略，陶养成一种民族文化，则可能在长期中构成整体的不理性。这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
📌 ： 邓小平依靠了枪杆子带来肉体的秩序，但却没有带来甚至瓦解了人们心灵的秩序。从长期来看，后一种秩序更加昂贵，也更难获得。肉体的秩序可以短时间迅速重建，而心灵的秩序一旦破坏，则很难复原。“六四”之后，一切文化的约束，一切内心的敬畏都从中国人的心灵中被驱逐出境，他们不再服从鬼神，不再服从信条，不再服从人类最基本的同情，一句话，不再服从任何东西。在一个崩溃的心灵秩序面前，任何看上去强大无比的制度都将被狡猾的人性所击败。中国改革中诸多制度失效，大抵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 1993年中国宏观调控开始之后不久，朱基在视察处于困境的东北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时候，听到一片倒彩式的“打倒”之声，性格倔强的朱撂下一句狠话：经济搞好了，你打也打不倒，经济没有搞好，你不打我也倒。虽然这个故事的真假未经考证，但它的确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发展”的极端重视。
📌 现在看起来，1989 年六月四号晚上的枪声就宛如一声发号令，在中国催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机会主义竞赛。这是一场由最高领导人发动，官僚集团主导并亲自参与，广大人民被迫加入的机会主义比赛。在这场比赛中，什么社会公正、什么道德原则，统统都成了百无一用的书生之见。但俗话说得好，“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老猎手”，人民再狡猾，也狡猾不过手握权力，率先偷跑的官僚集团，也狡猾不过反应机敏、道德衰败的精英分子
📌 只不过，被动卷入的大众并不知道这个长期契约的后果竟然是如此惨烈，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自己中的很多人竟然会输得一丝不挂。人民是无辜的，因为无论在权利还是在信息方面，他们都与官僚集团、精英集团存在着天壤之别的不对称。若干年之前，一位已经做了大学教授的同学，在饭桌上愤愤然捋起袖子，做出一副大梦初醒的样子说：既然大家都在抢，自己也无法改变“抢”的规则，我们也埋头抢吧。我的回答是：“你抢得过人家吗？”。回想起来，这真是一语成谶。精英分子尚且如此迟钝，又何况对改革懵懂无知的平头百姓？
📌 因而，“六四”运动虽然血流遍地，异常惨烈，仍然只是一场在中国精英分子之间展开的搏杀。这种搏杀，同样以剧烈的方式反映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赵紫阳以及胡耀邦的残部与党内老官僚之间的这场恶斗，险些弄翻了共产党这艘大船。这让素来以开“钢铁公司”（毛泽东形容邓意志刚强的评语）著称、见过无数大阵仗的邓小平也难免心惊肉跳。惊魂未定之际，说出一句“如果中央自己出了问题，那就难说了”，其中半是侥幸，半是恐惧
📌 出于这种高层分裂的担忧，邓小平彻底抛弃了在改革初期的政治改革幻想，开始重新强化共产党的传统决策模式。这个政治决策模式就是邓从毛泽东手上继承下来，并最终为邓小平所正名的所谓“核心模式”。邓小平时这样论述“核心”的：
“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师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毛主席作为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时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都同意的江泽民同志”这段话其实就是“江 （泽民）核心”的由来。
📌 小平对“核心模式”的信赖，主要是植根于“六四”这个创深痛剧的个人经验。在改革开放初期，邓曾经在最高层尝试过某种分权制衡的制度，在胡耀邦、赵紫阳时期，军委主席与党的总书记长期分立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但“六四”的经历使邓小平彻底回心转意。
📌 邓就全力维护和巩固这个核心。他甚至不惜让一贯拥护自己的“杨家将”下场休息，以免继续威胁江核心。不仅如此，有广泛的传说称，邓小平甚至隔代指定江之后的核心，胡锦涛。作为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邓对核心模式的坚持和期许，应该是出自他对中国形势的具体判断。邓或许相信，这个明显具有独裁色彩的政治决策模式，起码还可以在中国适用两代人。
📌 在晚期，江泽民也试图确立某种形式的个人崇拜，但很明显，他遇到了强大的抵制，以不到 80 岁的年纪退出政坛 ——这个年纪大大低于他的前任邓小平。不管江泽民退出政坛有多少自愿的成分，但时代变迁，形格势禁肯定是最重要的原因。
📌 在 1990 年代中期，海外中国问题研究者中“后邓时代”以及“邓后时代”的说法颇为热闹，但到了江泽民即将退休的时候 ，人们几乎从来没有听到所谓“后江时代 ”这种提法，这种差异中所隐含的假设是：没有人认为江泽民在退休之后还会对他的继任者发生重要的影响。人们的这种直觉并没有错，江泽民从最后一个位置退下之后，便迅速地从中国的公共舆论中消失。
📌 毛泽东可以不搞小圈子，邓小平也可以不搞小圈子，那是因为他们有超越所有派系之上发挥影响的威望和能力，但江泽民如果不搞小圈子，不使用自己人，恐怕就很难贯彻其政治意志。所以，不仅江泽民要搞小圈子，胡锦涛也必然要搞小圈子，不如此，他们就很难形成主流政策的人事基础。有趣的是，胡锦涛大批提拔共青团干部的举动似乎并没有引出多少物议。这与江泽民大举提拔“上海帮“时所导致的普遍非议形成了鲜明对比。看来，经过江泽民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已经非正式的授予了党内“核心”提拔自己人的某种特权。由于中共核心几乎形成了某种默认的任期制度，这种特权就非常接近西方民选总统或总理上任之后的向最高决策者邀宠而相互缠斗的利益集团有很大区别。有人解释说，胡锦涛擢拔团系之所以没有受到非议，主要是因为团系人马比较清廉，这显然是无稽之谈。如果说团派现在仍然没有传出更多的腐败丑闻，那是因为他们一直没有机会，一直没有可供他们腐败的位置。所以，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共产党已经默认了核心模式，也同时默认了核心的“类组阁权”。“五湖四海”（即提拔人要不分派系） 的正统文化已经被江泽民击溃。
📌 江泽民必须用几乎兵变的方式打掉杨家将、扳倒陈希同，方能够真正坐稳核心位置，但胡锦涛仅仅是借 SARS 之机象征性地免掉张文康、孟学农就顺势继承大位。其权力继承过程，不仅比当初江泽民要顺利得多，也比人们猜测的要顺利得多。而谜底，就是政治惯例赋予胡锦涛的力量。邓小平是将“核心”禅让给了江泽民，但江泽民将“核心”传给胡锦涛则更多是出于惯例的压力。越来越弱的核心，越来越强大的政治文化惯性，这就是今天中国最高层的政治时势。
📌 最为重要的是，从江泽民时代开始，中共党内对任期制度已经有某种预期，你江泽民再有能耐也不过是两任十年，帮帮派能够给予派系成员职位、保护以交换他们忠诚的能力在逐渐减弱，派系形成的激励也就大大减弱了。于是乎，还是别跟得太紧为妙。形势比人强，这种形势自然大大削弱了派系的凝聚力，模糊了派系的边界线。江泽民被自己搞出来的内部惯例逼退之后（“常委七十岁不得连任，必须退休”的这种规则本来是用来逼退了乔石、李瑞环等竞争对手的），中共内部对高层任期制度的预期更加明显。短短十年，要想升官发财，还是紧跟“胡核心”这个主流的好。胡甫一上台，被外界指为“上海帮”的江核心人马纷纷带枪投靠，个中秘密也正在于此。
📌 在 1949 年之后的中共历史上，枪杆子和党的分离，只是在邓小平最后一次复出之后短暂出现过，邓小平曾经将党权先后给予过胡耀邦和赵紫阳（当初也的确有分权制衡的考虑在内），自己紧握枪杆子，但是“六四”之后，邓小平立即察觉了其中的凶险，于是在江泽民时代有重新恢复了国家主席、共产党总书记、军委主席三职合一的现象。
📌 孟子说，有智不如趁势。就高层政治态势而言，第四代核心胡锦涛可谓趁势之便，有时之助。要雨得雨，要风得风。胡锦涛不是克理斯玛，但却是一位运势极佳的福将。不过，以未来的眼光观察，胡锦涛在任期内也将面临一些非常棘手的任务。其中最有可能造成高层政治震撼的，就是权力继承问题。
📌 胡锦涛虽然有组阁权，但却没有继任者也就是下一届核心的指定权。江泽民是邓小平指定的，胡锦涛也是邓小平指定的。但江与胡的区别在于，后者必须在自己的任期内，对下一届中共领导人的产生负责。这个从 1911 年帝制废除之后在中国一直悬而未决的政治难题，将历史性的落在胡锦涛的身上。如无意外，胡锦涛的任期将在 2012 年结束，在这之前，也就是最迟 2011 年，胡锦涛必须为自己找到继承人，有点巧合的是，这个年份正好是辛亥革命 100 年。这不仅是对胡锦涛的大考，也是对中国百年发展的大考。
📌 在江泽民时代，中共的正式说法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而到了胡锦涛时代正式说法却变成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词之差，决非偶然。这意味着，胡锦涛这个核心，比江泽民这个核心无论在法定权力还是权威能力方面都要稍逊一筹。邓小平可以一口气指定两个核平所量身定作的。同一个核心模式，邓可以玩得游刃有余，江泽民就只能勉强维持，而到了胡锦涛，恐怕就要改改规矩，换换口味了。对于弱主而言，最好的办法还是寻求制度的保护。
📌 在某种意义上，所谓权威，就是超越正式权力的权力。它不需要使用，就可以影响人们的行为，所谓不怒而自威。以这个标准看，中国今天的领袖层严重缺乏权威资源，有权而无威。邓小平没有任何正式职务也可以发动南巡，推动时局，而起后继者就只能靠位置赋予他们的权力来做事情。没有位置，一事无成。
📌 中国的官僚集团不愧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职业官僚集团，他们玩起 GDP 这种现代玩意来，同样是炉火纯青。在早期，中国官僚还是使用最为传统的数字造假术（这和 1958 年大跃进时期各地方官员争放“卫星”的情景同工异曲），而到了 1990 年代末期，中国官僚集团则完全成为世界一流的 GDP 制造专家。与笨拙的数字造假不同，中国官僚在 1990年代末期之后所制造的 GDP 完全是真实的，只不过，这种真实经常是以剥夺人民的未来福利为代价的。如果将外部性比如比如环境污染，土地收益流失等考虑进去，中国的所谓“发展”可能是负的。GDP 在今天以政绩的形式体现出来了，但其成本却被推到了未来；GDP 是真实的，但其福利效果却是负的。如此 GDP，当然只能是一个“真实的谎言”。
📌 2004 年，黑龙江鸡西市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件。为此，中国总理温家宝连续做了三次批示，但鸡西的地方官员一点都不给温家宝面子，直到温家宝派出国务院调查组，事件才算勉强落幕。在中国，类似鸡西这样的事件又何止成千上万，如果都件件都要勤政爱民的温总理批示甚至派出工作组，温总理办公室的编制恐怕得扩大一万倍才能解决问题。按照同样的标准扩张，中国中央政府的体积可能就会出现反祖现象，庞大得像头远古的恐龙。其人员之多、成本之巨，自不待言
📌 中国新一代政治领袖非常顺利地继承了最高权力，他们甚至比他们的上一代更加顺利。然而，此权力非彼权力，胡锦涛手上的权力已经是在邓小平，江泽民手上不断折旧过的权力。他与邓小平手上的权力、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同样是最高权力，但权力本身的效能已经大大降低。在新一代政治领袖自以为还可以对官僚集团令行禁止，吆三呵四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已经基本上被官僚集团架空，而成为官僚政权的囚徒
📌 在中国，对于民众的力量，中国领袖层却一直心存戒惧。由“文革“而“六四”，中国的政治老板们饱偿“民乱”，可谓吃尽苦头，留下了相当深的心理阴影。在这样一种心理基础之上，中国领袖在 1989 年之后对民众力量一直采取抑制政策。具体的策略分为以下两种：一是让民众不敢，二是让民众不能。所谓“不敢”，就是不惜采取武力镇压措施，以维持一种心理上的威慑。
📌 今日中国，官僚集团及其外部合谋者的剥夺已经达到相当令人窒息的地步，出现几个搏命的秀才加上一群亡命的穷人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事件一旦过于频繁，就会将政治领袖搞得神经兮兮，坐卧不安。既然民众“不敢”的条件正在逐渐丧失，那么接下来的手段就是要让民众“不能”。所谓“不能”，就是褫夺民众抗拒官僚的能力，尤其是组织起来的能力。在中国的政治词汇中，“有组织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定语。其背后之潜台词则是：组织是动员的基础。有组织就可能形成动员，一动员就可能群起而效仿，成星火燎原之势。所以，一定要将民众抑制在无组织的状态，按照官方的说法，就是要将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比之“不敢”，让民众“不能”的代价可谓巨大。你必须在各个层级增加警力，扩充装备，（这正是中国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必须面对强力官僚部门不断抬高的预算要价，直至变成一个警察国家。
📌 既如此，最为明智的办法就是让民众“不愿”，即民众不愿意起来造反。日子过的舒舒服服的，又有谁愿意提头闹革命呢？有人凭借一种浅薄的理论想象，将中国民众描绘成暴民——一群一有机会就可能打家劫舍，兴风作浪的痞子，一群一有机会就要摧毁国家机器的暴徒，并煞有介事地警告国人要警惕暴民政治。然而，这仅仅是一种想象而已，没有人天生就是暴民。暴民往往是暴政的产物，它与暴政往往是孪生姐妹。在今天中国，我们的确发现了暴政与暴民相互激荡而酿成灾难性正反馈的诸多迹象，但是，历史并必有所谓必然，困锁也同样是可以慢慢解开的。在当下，让民众“不愿”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官僚集团减少剥夺
📌 在中国领袖层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迷信。认为有组织的力量比无序的力量更危险。但其实，对无序力量实施社会控制成本相当高昂。试图想象一下，当你找不到破坏者，但破坏者却无处不在地时候，你会怎么办？结果当然是，你会在所有环节上加强防范。长此以往，治理者的心理和财务成本恐怕都会达到极限。而如果与有组织的民众打交道，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不仅谈判目标明确，支付的成本也一目了然。这其实是将民众疏导到有序状态的最好办法。所以，“有组织”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而是治理者之福，社会之福。真正危险的不是大众，而是无组织因而也必然是无序的大众，一个愤怒但却无处发泄的大众。那才真正是社会之祸。当然，站在中国政治老板的角度，我们可以理解这样一种计算：民众既然可以组织起来约束官僚，就可以组织起来约束自己，既然可以解雇基层官僚，就可以解雇最高当权者自己。在中国最高权力者的逻辑链条中，这是一个死结。说到底，是中国政老板对自己权力来源一种挥之不去的合法性焦虑。在这样一种考量中，中国领袖几乎本能地将自己和官僚集团变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看作是一个共生的结构。也正是洞悉了领袖层的这个软肋，中国的官僚集团才敢于肆无忌惮的绑架老板，毫无顾虑地剥夺民众。官僚集团可以不管身后洪水滔滔，但是天子们却必须要考虑天下社稷，百姓苍生。中国领袖与官僚集团的利益分野就在这里。合法性连接在一起，但利益却各不相同，这个当代中国不易察觉的政治悖论，也正是中国领袖们最大的困扰所在。摆在中国政治领袖们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听任官僚在合法性问题上继续绑架自己，不断挥霍整个政权的合法性，将民族逼入历史的死角，另外一种则是，斩断自己与官僚集团的合法性连接，让自己有更多的腾挪余地。前一种是拖时间的办法，最终不免一劫；后一种则可能走冲突，而是民众与官僚集团的冲突。换言之，民众要的是利益，而不是政权。只要给予他们可以有尊严生活的福利 ，中国民众在政治上就可能变得超乎想象的温和、理性甚至保守。在这个方面，共产党的手下败将国民党提供了非常好的历史教材。
📌 大多数评论家在谈论中国政治变革的时候，都着眼于上层，甚至仅仅着眼于中国共产党。这当然是中国政治本身的某种逻辑所决定的。但问题在于，没有底层的民主生活，上层的民主是不可能持久的，而有了底层坚实的民主基础，上层的民主其实迟早都会到来，所谓水到渠成是也。从本质上看，民主是一种大众的生活方式，而所谓普选、投票之类只不过是由这种生活方式浸润、衍生而成的有形政治结构。有稳定的基层政治秩序，即便上层秩序崩裂，大众的生活的也会完好如初。在中国基层重建民主与自治，就是重建中国社会已经被彻底碾碎了的自我组织能力。
📌 1989 年之后，中国一直采取的是“政治问题，经济解决”的办法，但现在我们恐怕得的掉过头来，采取一点“经济问题，政治解决”的办法了。在胡锦涛时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主要任务，已经从全力推动、维护经济发展的单一目标中退出，必须开始解决更为棘手的贫富悬殊、环境污染、社会分裂等同时出现的多重挑战。而这些任务的完成，单纯的经济改革已治制度正是从这种新的时代压力中获得了充足的转型动力。1989 年之后，中国的上层斗争彻底消停了，但十多年之后，中国基层却正在着火。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的基层民主和自治，已是箭在弦上，有不得不发之势。
📌 很多年以来，我一直有跟出租车司机交谈的习惯。在大量的非正式采访中，我吃惊的发现，他们中间理解民主，并认同民主价值的人数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什么叫历史潮流？这就是历史潮流。很多人低估中国基层民主的动力和可能性。但在我们看来，中国基层民主的条件已经烂熟。有这种基础，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就必定带有某种民主性质，不管你如何称呼它。时势如此，如果还只身相抗，那就不是明智的政治家了。时变而法不变者，乱。今日中国，时已变，势已变，惟独法不变。基层民主，是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可塑性（或者称之为“可改革性”） 的一块试金石，如果基层民主都不敢或者无法推进，我们就大致可以判定：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已经失去了最低限度的弹性，其后果就是现体制在压力下的整体性崩裂。
📌 在进入 21 世纪之后的中国，惟一比经济增长更快的是民众的怨恨和愤怒。对于一直沉溺于经济神话中的中国政治领袖来说，这一点多少有点始料不及。虽然我们无法定量测算中国社会中所积累的愤怒情绪，但就我们的观察而言，今天中国民众中所积累的能量已经远非“文革”前可比。现在绝大多数人“看到”的“文革”，实际上是“文革”受害者描述的“文革”，是一个经过加工后的“文革”。撇开高层权力斗争的维度，“文革”的另外一张面孔，是大众对官僚体系的反抗。
📌 “文革”险胜，“六四”大胜之后，中国官僚利益联盟在 1989 年之后的改革中，将利益的天平狠狠地拽向了自己一边。就对大众的掠夺而论，30 年改革时期已经远远超过文革前的 17 年。难怪有人大声发问：改革会变成“武革”吗？这种剥夺甚至远非 1949 年之前可比。因此，其积累的反弹能量也远非那两个历史时期相比。一位下岗之后靠开黑车谋生的中共党员，在一路痛诉了社会的种种不公之后，在临下车时候非常认真地请求我这位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以后你们搞什么组织一定要带上我。”显然，这是一股不断膨胀，正在四处寻找突破口的地火。一有机会，它们就可能喷涌而出，汇成滚滚洪流。这种能量既可以引爆一场无序而惨烈的动荡，也可能成为一场深刻变革的巨大推力。
📌 透视当今的中国政治情势，我们可以看到三把熊熊燃烧的大火：官僚利益集团欲火焚身，大众怒火中烧，政治领袖急火攻心。遭两面夹击的中国领袖层，虽然名义上握有最高权力，但却左右为难，完全找不到着力之处。灭大众之火，则官僚之火更炽，并最终将自己拖下水；灭官僚之火，则大老板断手断脚、自剪羽翼。面对如此困局，中国政治领袖们既然无法釜底抽薪，只好满足于不断地扬汤止沸疗法。除了一个正在逐渐变色而且随时可能彻底变色的“经济奇迹”之外，胡锦涛从江泽民手上继承的唯一遗产，就是一个强大的官僚体系。
📌 中国大众政治文化中，历来有“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传统，即贪官是坏的但是皇帝是好的。这种政治文化体现在今天，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种抱怨：“上面的政策是好的，就是下面的执行走了样。“民众这种对高层与官僚的区别对待，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却意外地保护了中国政治领袖们的合法性。目下的中国，官僚体系已经处于全面的合法性危机之中，但传统政治文化的保护膜仍然全力维护着最高权力者的合法性。对于中国的政治领袖们来说，这是历史赐予他们的一个极其宝贵的时间差，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未来几年，将是中国新一代政治领袖能否摆脱体制惯性，创造奇迹的关键时段，也是我们观察中国历史走向的一个重要的时间之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