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疫情给日本社会带来的冲击
📌 疫情影响下，女性对男性工作和收入的要求似乎更为严苛了，与此同时符合条件的男性却越来越少。也就是说，大家心目中追求的传统型婚姻生活，即主要靠男性收入生活的家庭形态即将走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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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避免怀孕的重要理由就是经济状况。与结婚数量减少的情况相同，很多家庭由于疫情导致的收入减少而选择推迟怀孕。因为在日本，很多选择结婚的夫妇都会规划孩子出生后的教育等，选择有计划怀孕，毕竟未来养孩子会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对于未来生活没有太大把握的情况下，自然会有很多人选择不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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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日本家庭内部的种种问题
📌 欧美的婚姻基本上是以彼此的爱情为基础而建立的，所以结婚的夫妻如果关系不好的话离婚也不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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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由于要养育子女，很长时间内可能都无法回到正常工作状态，因此可以说配偶的社会立场、赚钱能力及性格等因素，已经决定女性处于什么样的生活水平了。在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社会中，是选择和处于“上层”的男性结婚，还是和处于“下层”的男性结婚，人生会截然不同。离婚的情况也一样。与高收入有资产的男性结婚的女性，在丈夫提出离婚的情况下，可以得到巨额的抚恤金和财产分配。但是，如果是收入少又没有资产的丈夫，不仅没有抚恤金，而且可能连孩子的抚养费都难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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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日本家庭教育态度的改变
📌 很多日本父母都会这样想，“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更好的环境中成长”，或者说，“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感到生活艰辛，尤其与周围的朋友相比，不想让他们过着低人一头的自卑生活”。其实这种想法来自日本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中流意识”。到江户时代为止，日本一直延续着等级严格的身份制度，武士和贵族是在农民和商人等平民之上的阶层。而且这种身份几乎固化，无法改变，和印度的种姓制度一样，是子孙后代继承阶级身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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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出生家庭的不同直接导致孩子掌握的IT技能和英语能力也有较大的差距。总之，现在产生的差距不是竞争的结果，而是由出生家庭所决定的。从某种意义来说，好像目前反而成了最接近身份制时代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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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父母的差距在孩子身上放大
📌 孩子的兴趣和专注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熏陶和教育。例如在有很多书的家庭长大的孩子和在完全不读书的父母身边长大的孩子，在求知欲和好奇心上自然会产生很大差距。经合组织(OECD)的调查也显示，家里书的册数和孩子的学习成绩之间有正向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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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女性大多对结婚对象的期望值较高，希望找到比自己学历高的男性伴侣。如果女性自己是大学毕业的话，最低也要和大学毕业学历以上的男性结婚。如果是大学毕业的夫妇，他们对于孩子的期望也是“一定要上大学”。与此相对，高中毕业的夫妇没有实际体验到大学的具体好处。他们认为比起支付大学4年的学费，高中毕业后马上开始工作能更快地让孩子从父母身边独立出来挣钱，因而不希望孩子上大学的情况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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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职业的男性成了有利的“买方市场”。在不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友匹配应用程序中，男性需要支付一定费用才有相应的女性介绍给他们。与此相对，如果是以结婚为目标的“优质男性会员”，而且还有着稳定的正式工作和收入的话，就不需要支付会费；婚介所反而会从女方收取一定中介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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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把在学校学到的东西都忘掉后还剩下的东西，就是教育。”所谓教育，是指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有一颗对知识的好奇心。虽然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儿讽刺，但也是对于教育最本质的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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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不断凸显的三个格差
- 📌 在新数字经济中工作的人和在传统制造业与服务业工作的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前者可以远程办公，即使受到疫情影响也不会有任何损失。据说在美国，产生了被称为“远程阶级”的人。他们受疫情影响减少了很多通勤时间，工作也变得轻松，但收入丝毫未减。而后者由于从事的是传统制造业与服务业，不容易提高生产率，加之疫情造成客户需求急剧减少，收入也随之减少，生活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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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一线工作者的窘境和远程工作者的春天
第一节 大城市居住的悖论
- 📌 从2018年的年度报告书来看，东京大学学生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高收入家庭，约有74%的学生来自年收入750万日元以上的家庭。年收入不足750万日元的家庭只占全体的26%，而年收入不足450万日元的家庭，仅为13%。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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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列车线路上的阶层
📌 在过去，人的一生都与自己生活的土地、社区有着很强的联系。人们在同一片土地上出生、成长、学习、恋爱、结婚、生子……直至老死。人类的生命周期和地域社区就像命运共同体一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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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经济高速成长期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在自己长大后就以升学或就业为契机离开了哺育自己的那片土地，在新的土地上建立新的家庭。离开故土后，单身男女一般会先居住在公寓，等结婚后再贷款购房，经过不断奋斗最终在郊外拥有独栋房屋。然后同样，他们会在新的土地上养育孩子并慢慢老去。也就是说，离开家乡后，在新的土地上建立了新生活圈的人们，大概十几年前就已经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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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日本人走了一条和“住宅双六”游戏中一样的住房升级之路。具体来说，小时候人们住在老家，之后进入大城市工作开始住在寄宿公寓。20多岁结婚后，人们开始住在公司提供的住宅公寓或者贷款购买的公寓中，经过不断奋斗终于拥有了自己梦想中的独栋房屋，此时也到达了游戏的终点。这其实也就是游戏“住宅双六”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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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平成时代后，日本出现泡沫经济，“住宅双六”似乎开始不再发挥作用，不是所有人都能到达终点了。有的人可能在中途就不得不停下脚步，还有的人在以为要到达终点时发生意外又回到原点，造成人生的逆转。如在经济危机下，本应购买自己房产的家庭因失业而陷入无法偿还贷款的境地，不得不放弃购房计划；或者认真工作的人被解雇，沦落为“低收入保护对象”和“无家可归者”，令人难以相信的状况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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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当“不打算一辈子待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成为多数派的时候，地域社区的维持和联系只会变得愈发困难。因为很多人心里认为，“住在这里只是暂时性的”“不知道要住到什么时候”，他们也不积极参加本地区的集会、志愿者福利协议会等。大家甚至一致认为，本地举办相关祭祀活动为的应该是“一直居住于此的老年人”，几乎所有地方自治体都陷入了这样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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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住宅双六”游戏无法实现的地域社会中，传统型的“当地意识”和新移居者淡薄的“社区意识”之间产生了很大的鸿沟。今后我们应该一边考虑上述新变化，一边摸索地域社会新的存在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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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不想和自己“阶层”不同的人住在一起。在本章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地方和城市的分离，而且看到了同在东京的“富裕区”和“贫困区”的割裂，有钱人开始逃离“贫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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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家庭的父母觉得未来在社会中男生吃点苦，靠自己的能力打拼锻炼一番也是一件好事，但女生家庭的父母则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吃什么苦头，而且自己优秀了以后也能碰到比较优秀的另一半作为交往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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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地域格差中的边缘族群
📌 出生在什么样的土地上，出生在父母有何种教育水平的家庭中，又或是出生在什么样的时代，以及在怎样的环境下成长，这所有的一切都在孩提年幼无知时已经开始影响着我们的言行和人生选择。我认为仅用一句“自我责任”来打发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缺乏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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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天，有人在电视上说了这样的话。他说：“我在大学努力学习最终取得资格证，因此现在的工作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而流浪汉因为不努力，不想工作，所以他们过着流浪的生活。还是他自己的努力不够。”我听完这番言论很吃惊，但又想有着一样认识的恐怕不仅仅是这个人吧，在内心深处这样想的人应该相当多。但是，就这个事情也可以这样发挥想象力：“那么，假设自己出生在街头，能否有机会上好的补习班，升入有名的大学专心学习呢？”如果有一个人成功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我们认为比起个人努力，可能更重要的是背后的父母比较认同教育价值而在上面投入了很多精力和金钱。如果出生在“学习也没什么用，不如从高中毕业后就工作吧”这样的家庭里，就算自己努力又能如何？反之，如果出生在“你的努力会得到回报，请考入想进的学校”这样的家庭里，那可能就非常幸运，也会有不错的未来。因此，对于现在在日本社会蔓延的“自我责任论”，我们也该重新考虑其正确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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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代父母年轻时经历了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经济富裕后在培养子女上花了很多心血和精力，帮助孩子上补习班、兴趣班等，倾尽心血培育孩子成长。子女成人后，即使不马上独立，还可以留在自己身边生活，从父母的角度讲仍然可以体验照顾孩子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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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021年，也已经到了有孩子做父母的年龄。在急剧少子化的同时，非正式雇佣也不断增加的今天，别说不能顺利储蓄，就连第二年就业都没有希望的人，会考虑生几个孩子吗？或者，一直坚持“单身寄生族”的人，现在能抛弃之前享受父母照顾一切的舒适生活，去寻求和配偶过有风险的生活吗？我相信答案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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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如果是已经还完贷款拥有了住房，或是还有第二套投资用房，在这样家庭出生的孩子还可以继续选择“蛰居”生活。但是，在没有在这样的家庭条件下出生的孩子会怎么样呢？他们没有自己的住房，也就是说不能选择在家里“蛰居”。这样的人最后可能只能流落街头，成为流浪汉，或者接受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不得不说，即使是在“单身寄生族”或“蛰居族”的世界里，同样存在着富裕层和贫困层的巨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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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消费带来的幸福
📌 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在2008年所著的《幸福论——“难以生存”时代下的社会学》（作品社）中，有这样的记述：“人均GDP超过一定水平就和国民的平均幸福度没有关系了”（高桥良辅，开内文乃译）。深入思考，这句话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也就是说，如果人均GDP达不到一定水平也无法获得幸福，这是对于人均GDP和幸福度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有趣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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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家庭年收入和幸福度相关性的多样调查显示，年收入的高低和幸福度成正比。但是，年收入超过1 000万日元就不是这样了。之前，读卖新闻进行的幸福度调查中，有一个“对家人满意吗？”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家庭年收入在1 000万日元以下的家庭随着收入增加满意度上升，但收入超过1 000万日元后，满意度反而下降。当然也有随着年收入增多而感到更幸福的人，但调查的结论是，如果超过一定水平，年收入的多少和满意度就不存在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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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消费主体的变化
📌 此外，人们不断追求升级私家车的消费快感，这能让整个家庭拥有受到社会认可的强烈满足感。学历也是如此，父母都追求把子女培养成比自己学历更高的人才，由此也能得到来自社会的认可。因此众多家庭都是如此，父母努力工作挣钱，在子女的教育上投入时间和金钱，以追求子女未来能有一个更好的学历。过去这种幸福体系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上运转，是因为几乎所有的男女都会结婚，而离婚的很少。不可否认，幸福的条件离不开作为家中主要劳动力的丈夫收入的稳定和持续的提升。我多年来一直以普通民众为对象，进行着关于家庭的网络调查。调查中经常听到中老年女性这样说：“结婚成为主妇后虽然没有什么事业成就感，但是每当家中丈夫收入增加，家里增加新的家电产品时，我就会感到由衷的幸福。”也就是说，家庭中不断购买新商品带来的期待和幸福，支撑着整个家庭消费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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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相对收入持续下降的社会里，人们不可能进行某种创造幸福的消费。当下很多人都在维持着不陷入贫困的消极幸福，很难做出创造积极幸福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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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对于有着丰厚养老金的富裕老年人来说，他们不会因为疫情而收入下降。反倒在政府推出疫情相关补助金和“去旅行”等活动后增加了别样的休闲机会。但对于那些养老金较少，平日还需额外从事非正规就业补贴家用的老年人来说，他们直接面临收入的减少和生活危机。疫情只要不结束，就没有其他途径可以改善他们的境况。从上述例子就可以看出消费差距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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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令和时代“格差”的走向
📌 在战后昭和时期，日本民众都对富裕的家庭生活抱有期待，并为此奋斗努力。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这个时代也是人们梦想成真的时代。从社会差距视角来说，在追求实现富裕的过程中，几乎每个人都维持着中流意识并积极生活着。
- ⏱ 2023-07-09 21:35:12
📌 我们可能无法再回到疫情之前的社会。正如前文所示，平成时代不少执着于建立战后型家庭（即“男主外，女主内”，家庭努力创造物质幸福的生活）的人不能如愿，导致未婚化、少子化不断发展，结果不能如愿建立家庭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同时，由于不想破坏稳定的生活，夫妻之间的爱情差距也在增加。教育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开始要求学生掌握新的能力，但由于公共教育改革迟缓，父母只能靠私人的财力和学识提高子女的学习能力，由此在学生之间造成了巨大的教育差距。
- ⏱ 2023-07-09 21:35:41
读书笔记
第二节 一线工作者的窘境和远程工作者的春天
划线评论
- 📌 在餐饮业、游乐园、主题公园、观光旅游等服务业工作的人，就属于无法远程工作的人。另外，还有一些需要高度专业知识和国家资格的行业从业者无法远程作业。 ^225207353-7JAb9gFLA
- 💭 疫情结束了，这些还是香饽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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