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至于俄国的档案文献，自V.普京主管总统办公厅后，政府的档案政策趋向收缩，不仅国外学者要进入各重要档案馆已是困难重重，就是对俄国学者来说也非易事。
📌 朝鲜战争作为一场国际性战争，就其发展过程和最终结果而言，实质上是中国（在苏联的援助和支持下）与美国之间的战争。尽管美国是以联合国军的名义进行军事干涉的，而中国则与苏联和朝鲜结成了联盟，但是从作战双方对战争的指挥权、控制权，以及投人人力、物力的综合指数看，美国和中国都在战争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这个角度看，整个朝鲜战争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大规模向南挺进开始，第二阶段从美国全面介入朝鲜冲突开始，第三阶段从美国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北方进攻开始，第四阶段从中国派兵入朝并与美军发生战斗开始，第五阶段从作战双方沿三八线附近停火并进行停战谈判开始。从时间上看，自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到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即从战争爆发到第四阶段开始，共计不到4个月的时间，而从中国出兵到战争结束则有33个月的时间。前4个月实际上是战争不断扩大和升级的过程。从规模上看，只有到第四阶段开始，即中国介入了朝鲜战争以后，才构成中国与美国直接对阵的局面，这场战争也才形成为完整概念上的朝鲜战争。所以，应该把战争在第四阶段开始以前的发展，都看作是构成战争起源的重要内容。
📌 斯大林对华政策的首选合作对象是国民党政府，其重点在于保护和实现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而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则是苏联外交斗争中的借用力量。
📌 为了共同的战略目标——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为了在冷战的世界格局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中国与苏联终于结成了全面同盟关系。在国际形势的压力下，斯大林被迫同意与新中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结果将导致苏联失去它通过雅尔塔体系和1945年中苏条约而获得的远东权益，这主要是指由长春铁路和旅顺口、大连港保证的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斯大林认为，可以替代中国东北而保持苏联在亚洲的政治、经济权益的地区是朝鲜半岛——在那里重建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是他同意金日成以军事手段统一朝鲜这一计划的最主要的原因和出发点。当然，以此报复毛泽东，阻止中共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很可能也在斯大林的考虑之中。至少，中苏同盟条约签订后，苏联和美国对亚洲政策的调整在客观上成为中共解放台湾的制约因素。
📌 泽东在美国干预朝鲜冲突后不久便开始进行参战的准备，并几次提醒金日成，中国军队可以化装成朝鲜人民军入朝，以确保赢得战争胜利。但斯大林从苏联的战略利益出发，一再阻止中国军队参战。直到美军突破三八线，朝鲜面临亡国的危险时，斯大林才不得不要求中国出兵援助朝鲜。中国出兵的决策过程十分复杂，一波三折，斯大林甚至赌气做出了放弃朝鲜的决定。毛泽东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力排众议，毅然决定派志愿军入朝，孤军与美作战，主要目的就是以此消除斯大林对中国的猜疑和不满，巩固中苏同盟的政治基础，使中苏同盟条约能够在实际上发挥作用，从而保证新政权的稳固和发展。
📌 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是中苏同盟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斯大林在中国出兵后，立即改变了对毛泽东的态度，不仅派出苏联空军越过鸭绿江与美国作战，而且开始向中国提供大规模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同时，在中朝之间因军队指挥权、越过三八线以后的作战方针、铁路管理权以及停战谈判方针等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和矛盾时，苏联采取了完全支持中国的立场。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协调统一以及中苏之间的密切合作，是保证中国在这场艰苦和漫长的战争中得以坚持到底的重要条件之一。其结果，朝鲜战争使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但同时也掩盖了他们隐含的分歧和矛盾。
📌 斯大林去世后，莫斯科的新领导人改变了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决定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立即结束战争。这一决定迎合了朝鲜尽快停战的要求，金日成表示积极支持。于是，就像朝鲜战争的开始一样，又是莫斯科和平壤的共同决定，迫使毛泽东放弃了与美国在远东长期作战的方针，同意签订停战协定。
📌 与以往人们的想象不同，在中苏同盟条约的谈判中，不是毛泽东，而是斯大林被迫做出了重大让步，以至苏联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失去其亚洲战略的基础——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所以，中苏同盟条约签订的结果不是像其表面上显示的那样巩固了中苏关系，而是引起了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猜疑和不满——中苏同盟在其建立初始，便遇到了来自内部的麻烦和挑战。
📌 朝鲜战争的爆发，不仅彻底破坏了毛泽东解放台湾、完成中国统一大业的计划，而且也对中共刚刚建立的新政权的安全、稳定和经济恢复造成严重影响。这一点，毛泽东看得十分清楚，但是他更知道，中国在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上逼迫苏联做出的重大让步，必定会引起斯大林的强烈不满和疑虑，中苏同盟实际上已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很明显，在与东北接壤的地区发生战争，宿敌蒋介石在东南沿海跃跃欲试，而世界头号强国则完全抱敌视态度的环境中，没有苏联的支持、帮助和保护，新中国的发展甚至生存都可能出现严重问题。于是，毛泽东不得不接受斯大林和金日成背着自己做出的发动战争的既成事实，又不得不在朝鲜战局发生逆转的危急时刻，接受斯大林和金日成的请求，毅然决定出兵援助朝鲜。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中国在关键时刻不惜代价、单独与美国作战的决定，从根本上改变了斯大林对中共的看法，蒙在中苏关系上的阴影终于散去，中苏同盟在坚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 斯大林战后的亚洲战略中涉及中国的主要有两点，即把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分离出来，形成广阔的缓冲地带以保障苏联的安全；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所有权益，其核心是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苏联战后对华政策就是围绕着这两个目标确立的，在中国政局发生剧变时，苏联的政策也随之改变，但目标却始终如一。
📌 而为了让苏军尽快加入太平洋战争，以减少美军的伤亡，美国政府完全接受了斯大林提出的条件。[插图]于是，在雅尔塔会议上确定：通过出兵中国东北，苏联将收回沙皇俄国在远东的所有权益：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还给苏联，保障苏联在大连港的优越权益，恢复苏联对旅顺海军基地的租用权，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此外，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还必须将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文件的说法是“维持现状”）。为了解决涉及中国的问题，苏联需要在美国的帮助下与蒋介石签订一个条约，然后出兵对日作战。[插图]显然，要与国民政府签订条约，斯大林就必须让蒋介石满意，这就确定了苏联对中国国共两党的基本立场。关于这点，斯大林向美国人做出了明确的保证。早在1944年6月22日与美国代表哈里曼谈话时，斯大林就表态说，中共是“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一旦经济状况改善，他们就会放弃共产主义。[插图]在1945年4—5月间两次与美国驻华大使P.赫尔利的谈话中，斯大林称蒋介石是“无私的”，是“爱国者”，但应在政治上对中共让步，以求得军令的统一。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还表示，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
📌 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同美国一样，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民主和统一的中国
📌 就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蒋介石被迫签订了这个城下之盟。
📌 对苏联在中国所获得的权益的法律保障是与国民政府签订的同盟条约，但是蒋介石在东北的不合作态度以及他与美国的密切往来让莫斯科很不安心；能够制约国民党的可依靠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但是苏联既不相信中共，又担心美国起疑而不愿与中共公开交往。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斯大林费尽心机，左右逢源，终不得要领，只好冷眼旁观，耐心等待。随着中共在内战中逐步取得优势，苏联开始调整对华政策，重心渐渐偏向中共一边
📌 自从毛泽东率领红军经长征到达陕北，并与苏联和共产国际恢复联系以后，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就处于一种互不信任、互不协调的状态中。在对日战争时期如何处理国共关系方面，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主张，王明代表共产国际提出了“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策略，而毛泽东则提出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例如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时，中共出于对联蒋抗日的方针缺乏信心，曾一度采取了借机除掉蒋介石的策略，主张把蒋交付人民审判，重组“革命的国防政府”。只是在看到了莫斯科公开表明的反对立场后，中共中央才改变了主
📌 毛泽东曾认为，战后中国所能指望得到的大国援助不是来自苏联，而是来自美国。因此，当他最初为中共选择国际联合对象时，曾对美国寄予希望
📌 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共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必须与美国合作；对于美国来说，中共比国民党更容易合作；中共欢迎美国的民主制度，决不会冒险采取反对美国的政策。
📌 [插图]1945年3月谢伟思再次访问延安，毛泽东又一次谈到中共与美国的长期关系，并坚持认为：“美国不仅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唯一最合适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参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唯一国家”
📌 尽管他们的出发点是维护美国的利益，防范苏联在亚洲的扩张，但看到在充斥着独裁、腐败的国民党统治下竟然还有像中共这样一支追求民主、办事清廉的欣欣向荣的政治力量，这些美国人感到欣慰也是可以理解的
📌 11月1日支持与延安接触的美国驻华大使C.高斯被迫辞职，并在回国半年后退休。[插图]接替他的新任大使赫尔利则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不仅大发脾气，否决了使馆年轻官员们提出的一系列主张美国支持中共，并保持与中共联系的政策性建议，而且直接向罗斯福总统告状，迫使国务院在1945年3月底将谢伟思等人调回国内。[插图]所有这一切令毛泽东感到遗憾、失望和愤怒。[插图]于是，中共开始把希望转向苏联。1945年4月中共召开七大时，毛泽东告诉全党：“苏联，毫无问题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插图]言语间透着一种无奈
📌 对于延安来说，苏联出兵东北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更使毛泽东惊喜的是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似乎为中共提供了一个与蒋家王朝争夺天下的天赐良机。毛泽东一度认为，中共的最佳选择可能是利用苏联出兵和日本投降造成的权力真空，控制广大的原日伪占领区，通过武力的较量夺
📌 取中国的半壁河山。8月中旬，中共中央不仅发出了夺取华东、华南地区进军令，指出：“不怕爆发内战，而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而且宣布了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长人选名单。[插图]面对突变的形势，远在大后方的蒋介石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作为缓兵之计，就在中苏条约签字的当天，即8月14日，他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20日蒋再次来电催促。但中共不为所动，继续抓紧部署，一方面命令晋绥和晋察冀部队配合苏军夺取华北各大中城市，一方面批准了华中局打算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的报告。[插图]
📌 就在毛泽东决定以最快速度接收东北全部政权时，由于国际形势的压力，11月中下旬莫斯科又改变了主意，不仅突然同意国民党军空运进入东北各大城市，命令中共军队立即全部撤离，而且告诫中共在重庆的代表，注意减少与苏联使馆和驻华机构的联系。在12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美苏决定同时从中国撤军。在此情形下，中共不
📌 得不像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那样再次转向农村发展革命根据地，同时也准备与国民党和解，进入“联合”政府。斯大林的目的只是保证苏联在东北的特殊权益，而中共则是在需要时可以利用的棋子。所以，当苏联与国民政府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谈判陷入僵局，而苏军又不得不撤离的时候，莫斯科又再次打出了中共这张牌
📌 当有传闻说毛泽东要去莫斯科休养时，毛泽东认为这一说法很可笑。毛泽东说，如果身体不好，他宁愿去美国，在那里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在给杜鲁门总统的电报中，马歇尔转述周恩来的话说，中共正在努力引进美国的政治体制。马歇尔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民族主义的色彩，他们的许多成就都是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取得的”。[插图]不过，同1944年相比，此时中共对美国的态度更具策略性的意义，其基本的立场是“中立美国”，“逼美压蒋”。因而，当马歇尔不得不放弃调停回国后，中共感觉到美国已经彻底转变到“扶蒋反共”的立场，并最终采取了敌视美国的态度。[插图]放弃了对美国的幻想，又不能相信和依赖苏联的支持，面对愈演愈烈的内战局面，中共不得不破釜沉舟，走上了依靠自己的力量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 对于苏联来说，“在可预见未来的任何战争中，在最好的情况下，中国也只配当一个脆弱的盟友，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敌人”
📌 中共长期在野，并一直在农村活动，对于经济建设和城市管理几乎一无所知。毛泽东熟读中国史书，当然通晓“可马上得天下而不可马上治天下”的道理，他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未来中国的发展需要苏联的帮助，首先是经济上的帮助
📌 从意识形态和国际主义考虑，中共期待已久的“国际援助”也应该到来了。为此，毛泽东必须把以往的怨气压在心中，而对斯大林表现出绝对谦恭和顺从。从1947年初到1948年底，毛泽东三番五次请求亲自去莫斯科晋见斯大林，希望“就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重要问题，广泛听取联共（布）中央同志的建议和指导”，“以便使我们的政策方针与苏联保持完全一致”。面对斯大林的犹豫不决和一再推托，毛泽东虽然极为不满且小有发作，最终还是不得不忍气吞声，一再表明急于前往莫斯科接受苏共指导的迫切愿望。[插图]
📌 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电告毛泽东：国民政府希望苏联出面调停国共内战，中共不应拒绝和谈，而苏共也有意接受这一建议，并需要先了解中共的意见。斯大林还为中共起草了一封回函，意思就是让中共表明态度：只接受苏联单独出面调停。毛泽东当时想的只是如何尽快夺取天下，万没想到苏联会如此盘算。接到电报后，再也无法按捺心中怒火的毛泽东于12日给斯大林的回电，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苏联政府的建议，并指责苏共这样做将导致西方势力参与调停，也为国民党好战分子污蔑中共制造了口实。他甚至学斯大林的做法，也替苏联政府起草了一封回绝国民政府的信函。
📌 与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时的情况不同，这一次是毛泽东迫使斯大林改变了初衷。毛泽东敢于在涉及中国革命前途的原则问题上直接顶撞斯大林，主要并非性格使然，而是因为中共在内战中已经取得绝对优势并完全可以控制中国局势的发展，而莫斯科在考虑苏联的亚洲战略和远东安全问
📌 毛泽东多次声明，中国共产
📌 党还很幼稚，并坚持说自己是斯大林的学生。
📌 越是临近全面掌握政权，中共就越感到对国家的管理特别在经济管理方面是个难题，也就越感到需要苏联的帮助。
📌 斯大林为刘少奇的来访做好了充分准备，第一天见面就几乎同意了此前中共提出的所有要求，包括贷款、专家、
📌 海军建设、开辟航线、提供战斗机等等，甚至主动提出愿意帮助中共尽快占领新疆。在后来举行的几次会谈中，斯大林多次对中共做出高度评价，特别是对苏共过去指导中共工作中的某些做法表示道歉，斯大林还把领导亚洲革命的重担交给了毛泽东。这表明苏共此时已确定了以中共政权为盟友的对华政策，而且必须尽早让毛泽东明白这个意向。也正是在这样判断的基础上，毛泽东在接到刘少奇第一封电报后，便不再理会留在南京、故作姿态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迫不及待地公开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建国方针。[插图]
📌 从共产党人的理念出发，中苏都认为结成同盟的必要条件是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斯大林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自居，毛泽东则竭力表明中共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并愿意追随苏联，加盟社会主义阵营。但从上述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他们实际上注重的是这种联盟是否符合各自的眼前利益和长远目标。
📌 新疆问题是2月4日会谈中毛泽东从侧面提出的，而未等毛泽东把话题展开，米高扬就抢先说：新疆伊犁发生的独立运动是中国政府采取的错误政策引发的，并声称苏联“不想造成新疆的独立，也不觊觎新疆的领土”，“我们认为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苏联只是要与新疆进行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这时，毛泽东插话说，白崇禧告诉他，伊犁暴动者使用的是苏式武器。米高扬立即说，对此事不清楚，但苏联没有支援过新疆的独立运动。
📌 斯大林在1945年中苏条约谈判时即以放弃对新疆少数民族武装斗争和独立倾向的支持，作为换取蒋介石同意外蒙古独立的条件之一，又在1949年7月主动要求中共派军队占领新疆。面对中国的新政权，斯大林在新疆问题上采取了同样的让步策略，希望以此换取中共在外蒙古问题上的沉默。
📌 在2月4日的会谈中，当米高扬指出苏联主张在中国实行民族自治而不是民族独立的政策时，毛泽东显得很高兴，趁机提出了外蒙古与内蒙古合并的问题。米高扬非常敏感，立即表示苏联不同意这样做。毛泽东仍坚持说，两年以后，当中共政权得到巩固时，外蒙古便可以与内蒙古合并，回到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了。米高扬态度坚定地反驳说，外蒙古早已独立，而且得到了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的承认。即使有朝一日外蒙古与内蒙古合并，也只能是一个独立的蒙古。这时，任弼时提醒说，内蒙古有300万人，而外蒙古只有100万人。不过，毛泽东则大笑起来，表示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 1946年2月外蒙古宣布独立，在讨论苏蒙友好同盟条约问题时，蒙古领导人乔巴山曾向斯大林表示，要把内蒙古和兴安岭地区统统并入蒙古共和国。斯大林担心这样做会引发与中国的战争，当时只答应乔巴山“可以悄悄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现在，斯大林当然不会再考虑把内蒙古合并到外蒙古的问题，但是要让外蒙古回到中国，也是万万行不通的。
📌 对于国民党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和协议，我们准备分别处理，其原则就是，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有利的，我们都准备加以承认和继承。例如联合国宪章、开罗宣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不利的，我们都准备加以废除。例如中美通商航海条约等。另有一些，则准备在进行修改后加以承认。（对。）
📌 新中国政府宣布成立后，毛泽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莫斯科，而且除了寻求财政、经济援助外，还特别希望签订一个新的同盟条约。随同毛泽东访苏的俄语翻译师哲有一段广为传播的回忆，他认为中苏领导人在会谈初期遇到难题或产生隔阂的原因，是“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没有猜透对方的心理和意图，因而发生了某种误会”，特别是斯大林不理解毛泽东想要的“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是什么。而一些俄国学者（如A.M.列多夫斯基、B.T.库利克）则认为，毛泽东来莫斯科的主要目的就是养病，所以毛泽东后来抱怨他在莫斯科受到冷遇是没有道理的。这两种说法都是失实的，目前已经披露的档案文献充分表明，毛泽东早在离开北京之前，已经把他苏联之行的主要目的说得非常清楚，即希望与苏联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同盟条约。
📌 毛泽东提出下一次会见希望安排在12月23日或24日，并向斯大林提交了下一步谈判的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解决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协定等问题，其中包括缅甸承认中国的问题
📌 斯大林不愿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从根本上讲，一方面是担心失去苏联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以及在中国东北的经济利益，一方面是担心由此引起西方对整个雅尔塔体系提出异议，使苏联在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的问题上陷入困境。但是，毛泽东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他在出发前曾向科瓦廖夫说过，民主党派很多人本来就反对毛泽东出访莫斯科，理由是：按照中国传统，改朝换代以后，都是外国人来中国朝拜，而不是相反；
📌 泽东就回国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建交事务了。向莫斯科施加压力的不仅是毛泽东，西方传来的消息也令斯大林感到不安。一则是英国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一则是华盛顿有消息说，国务院曾秘密指示美国驻国外各领事和外交代表，作放弃台湾的舆论准备，国务院认为放弃台湾是预料中必然的结局。这显然都是在挑拨离间。
📌 最要害的问题是中方提出了苏方草案完全未曾想到的问题，这主要是：第一，苏联放弃租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放弃在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同时声明将上述所有权利和义务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目前由苏联临时代管或租用的在大连和旅顺口地区的一切财产，均由中国政府接收。第三，对日和约签订或本协定生效三年后，苏联政府立即将中长铁路及其所属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所有。
📌 至此，中苏同盟条约及其附属文件，即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议定书，以及关于外蒙古独立和废除1945年中苏条约的照会等文件的起草工作全部完成。毛泽东对此表示满意，认为可以签字了。
对于斯大林来讲，这个结果可是涉及苏联在远东核心利益的重大损失。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港，对于苏联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俄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就必须占有海洋优势，而制约这一点的就是俄国没有一个理想的出海口。于是，从彼得大帝开始，沙皇俄国就在谋求出海口，即打通波罗的海到大西洋的出海口，从黑海到地中海的出海口，以及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俄国在日本海有一个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但作为出海口对俄国很不理想。且不说这里距俄国心脏地区路途遥远（绕道远东），冬天不便使用（水面结冰），最要命的是所有舰船南下太平洋必须经过日本与朝鲜半岛之间的对马海峡。苏联远东重镇符拉迪沃斯托克距日本海军基地仅450—500海里，一旦出现战事，日本海军可以很轻易地发动攻击，而苏联舰队要来增援，则至少需要绕半个地球。
📌 旅顺口是举世闻名的天然良港，隐蔽险要，终年不冻，是重要的军港和海军基地。中国清政府于1880年建造旅顺港，费时10年，耗资430多万两白银。1895年甲午海战中国失败，辽东半岛被日本强行割让，但在俄、法、德三国干涉下，日本被迫以3000万两白银让中国赎回。沙皇俄国乘人之危，借口保护中国，于1897年12月强占旅顺、大连，并于次年3月迫使中国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条约规定，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租借给俄国，为期25年，其中旅顺口及大连湾内一个港口专门辟为军港，仅供中俄两国兵舰使用。实际上，当时大清舰队已不复存在，海军基地自然为俄国独占。
📌 1905年沙俄在日俄战争中败北，长春至大连段及各支线铁路割让给日本，由日本改为南满铁路，旅顺基地也转为日本人占有。如前文所说，太平洋战争日本投降，斯大林又迫使国民政府签约，重新夺回了这个出海口。在1945年中苏谈判中，斯大林非常重视租借旅顺港的问题，他亲自调阅了1898年3月北京条约补充协议所附关于俄国租借辽东半岛时原地图的复制件，以及驻东北苏军司令部标注有租借区和中立区分界线的辽东半岛地图。就在日本签署投降书的那一天，斯大林说：为了清洗1905年俄国战败的污点，我们“已经等了40年”。然而，斯大林万万没有想到，不到5年，毛泽东就逼迫他签订了新的条约，而根据这个条约，俄国人很快就将失去他们世代追求的在太平洋的出海口。
📌 中国实在太虚弱，就算毛泽东态度再强硬、性格再倔强，斯大林恐怕也不会放在眼里。实际上，在这里真正发挥作用的国际大背景。具体说，就像有些学者指出的，美国是“斯大林与毛泽东交往中无形的第三者”。
📌 这样，美国就可以对中国加强其自身政权的努力施加影响，因为只要共产党仍须与台湾抗争或夺取台湾，他们就不会向东南亚实行扩张。
📌 据中共中央调査部1月初向苏共中央的通报，国内很多人对斯大林没有亲自到车站迎接毛泽东表示惊讶和不满，因为在世界大战初期斯大林曾到火车站迎接日本外相。还有人认为，毛泽东亲自去苏联“有损于国家威信”，中国好像是苏联的一个“仆从国”。
📌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斯大林被迫放弃了苏联对中苏同盟条约中关于东北问题的主张。有俄国学者认为，由于相信中共表示的忠诚和友谊，斯大林主动放弃了苏联在东北的特权和战略利益。这种看法未免过于简单化和表面化，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中苏同盟条约谈判的结果，使斯大林对中共的
📌 “忠诚和友谊”从根本上产生了怀疑
📌 从表面上看，这两封电报的确是相互矛盾，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而中国和俄国的档案中又都仅存一份他们各自公布的文件。[插图]然而，这两封电报又都是确实存在的。因为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俄国公布的电报的内容与俄国档案中收藏的有关这一时期的其他文件在逻辑上和用语上是一致的，确实不像是伪造的。而中国公布的电报，据笔者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主编金冲及先生了解，确有毛泽东亲笔写的电报底稿为证，后来笔者也看到档案原件。虽然后来发表时有所删节，但所删部分主要是毛泽东对金日成轻率发动战争的抱怨，以及中国需要苏联援助的武器清单，与俄国公布的电报内容无关，而发表出来的部分则与原件一字不差。所以，中国公布的文件也是真实的。
📌 中国公布的电报是毛泽东直接写给斯大林的，电报说：（一）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 俄国公布的电报是罗申10月3日发给斯大林的（其中转述了毛泽东10月2日给斯大林的电报），电报说：1950年10月1日来电收悉。我们原先曾打算，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派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然而，经过慎重考虑，我们现在认为，采取这样的行动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第一，派几个师的兵力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们的部队装备很差，与美国军队作战没有取得军事胜利的把握），敌人可能会迫使我们退却。
📌 因此，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同时积极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更为有利。由于暂时的失败，朝鲜应该换一种斗争方式，进行游击战。我们将召开一次党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都要出席。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希望与您商量一下。如果您同意，我们准备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同志飞往您的疗养地，同您讨论这件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局势。
📌 现在可以断定，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电报没有发出去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领导人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尽管毛泽东本人对这个问题已经考虑了很长时间，并且几次谈到过出兵朝鲜的想法。特别是在美国实行仁川登陆以后，毛泽东似乎是决心已定。但是目前可以看到的资料显示，中国领导人在10月1日以前尚未就这一问题在正式会议上进行过讨论。实际情况是，除毛泽东和周恩来外，中国的其他很多领导人对出兵朝鲜都有不同意见。
📌 特别是作为中国
📌 工业中心的上海，因为受到封锁和严重轰炸，失业现象最为严重。1950年4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透露，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在最近的3个月中，新失业的工人将近12万人。失业工人的生活极为困难，已连续发生因生活无出路而自杀的现象，同时出现了一些不满情绪，美蒋特务分子也乘机造谣煽惑。一旦处理不好，中共在城市中的工作就会陷入极大困难，“甚至可以动摇到城市人民政权的基础”。[插图]
📌 于是，在下午的会议上，彭德怀发表了一番“打烂了再建设”“迟打不如早打”的慷慨陈词。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给你10天做准备，出兵时间初步预定10月15日。[插图]会议期间，出兵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停止。10月4日和5日，周恩来连续致电倪志亮，要求调查平壤、元山线至三八线一带情况，收集朝鲜战争双方情况。[插图]总之，在10月5日下午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作出了出兵朝鲜的正式决定。
📌 关于林彪“称病不出”的说法，就目前笔者所见，没有任何文献证据
📌 最早谈到这个问题的大概是1982年出版的《聂荣臻回忆录》，其中说道：“林彪是反对出兵朝鲜的。毛泽东同志原先决定让林彪去朝鲜指挥志愿军，可他害怕，托词有病，硬是不肯去。奇怪得很，过去我们在一起共事，还没有看到他害怕到这个程度。”[插图]聂荣臻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总参谋长，他的回忆很有权威性和影响力。[插图]
📌 1989年10月张希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0月2日中央书记处在颐年堂开会，毛泽东主张出兵，谈到挂帅问题时，毛略显急躁地说，原定粟裕，但他有病在青岛休养。后与常委商量，考虑让林彪去，但林彪认为中美军事力量对比悬殊，贸然出兵恐引火烧身，后果不堪设想。他又说有病，怕光怕风怕声音。会议上确定让彭德怀挂帅。[插图]张希时任总参军训部参谋，不是直接当事人，他的说法应该不是本人的经历。
📌 1994年出版的雷英夫的回忆文章说：1950年8、9月间毛泽东曾考虑让林彪领兵出征，但林彪却一再以有病为借口，坚决不去，并要求到苏联去治病。10月6日，中央已经决定出兵，林彪在军委常委会议上仍然不赞成出兵，并提出了“出而不战”的方针，遭到周恩来的严肃批评。[插图]雷英夫时任总参作战室参谋，应该是直接当事人，他的说法也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插图]
📌 从目前出版的文献资料看，中共中央最初决定带兵赴朝作战的人不是林彪，而是粟裕。
📌 在7月7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成立东北边防军决定之前，已经确定由正在筹备台湾战役的总指挥粟裕担任东北边防军的领导职
📌 7月6日夜毛泽东致电粟裕：“现有重要任务委托粟裕同志执行，请粟于7月16日前将三野事务处理完毕，于7月18日来到北京接受任务，粟来时可带随身秘书及参谋人员数人。”[插图]目前尚未找到粟裕的回电，但他显然称病拒绝入京，故毛泽东7月10日再次致电：“来电悉。有病应当休养可以缓来，但仍希望你于8月上旬能来京，那时如身体已好，则可担任工作，如身体不好则继续休养
📌 粟裕7月6日接到毛泽东的通知时，正在积极备战台湾战役，可见当时并没有因病休养。7月14日粟裕决定去青岛养病，有两种可能：病情突然加重，或他认为接受新任务有诸多不便。关于后者，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并非粟裕畏战——进攻台湾战役未必就比出兵朝鲜轻松，而是作为第三野战军的指挥员，粟裕不想或觉得无法指挥第四野战军的部队。这一问题，在准备台湾战役时己经显露出来
📌 在当时的中共将领中，能指挥诸多兵团协同作战的有6人，即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粟裕和陈赓，其中林彪、粟裕和徐向前都在病中，刘伯承已内定主持筹办陆军大学，陈赓则受命去越南协助胡志明作战。因此，这时能够挂帅出征的只有彭德怀了。[插图]
📌 关于林彪的病情和治疗情况，他的司机楚成瑞和秘书关光烈有较为详细的回忆：林彪早有神经衰弱和失眠症，抗日战争期间又被国民党士兵误伤，子弹头卡在骨头缝里，后来到苏联治病，虽取出弹头，但落下了后遗症。解放战争时期，林彪劳累过度，病情加重，严重失眠、头痛
📌 因为怕光，林彪的房间里挂了三层窗帘，白天进去都要打手电筒。因为怕风，女儿为他跳舞，都要在屋外，林彪隔着玻璃看。林彪平时睡不着，在颠簸的情况下反而容易入睡。于是，楚成瑞就经常开车拉着林彪在石子路上兜圈子，好让他多睡一会儿。
📌 毛泽东曾经说过，当时在中国领导人中，只有一个半人主张出兵（那半个人是指周恩来
📌 据彭德怀回忆，毛泽东第一次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苏联完全洗手，我们装备差得很远，只好让朝鲜亡国，是很痛心的。”
📌 据杨尚昆回忆，在10月5日下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发言后，毛泽东为进一步说服众人，把中、苏、朝三国比喻为三驾马车，说这辆车是三匹马拉的，那两匹马执意向前跑，你又有什么办法呢？
📌 金日成在得到中国暂不出兵的消息后，也做了最坏的打算。朝鲜内务相朴一禹（张一杜）带着金日成和朴宪永的求援信于10月2日到达沈阳，第二天乘飞机赶到北京。[插图]但此时中共中央的决定是暂不出兵
📌 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非常差，没有坦克，大炮不足，缺乏其他技术兵种的专业人员，运输工具也十分短缺。最严重的问题是中国没有空军，既不能保护中国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也无法向入朝作战的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掩护。在这种情况下参战，如果引来美国的空中打击，必将在国内造成混乱。此外，中国目前也没有资金购买所需的武器装备和弹药。所有这些，都需要苏联提供帮助
📌 很可能周恩来在临行前与毛泽东商定了谈判的原则：以苏联援助武器装备和空军为条件，满足这个条件，中国就出兵，否则就不出兵。周恩来在会谈中首先强调中国出兵的困难，无非是一种谈判手段和技巧，目的是为了争取苏联政府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和保证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入朝作战。有俄国学者认为，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内部反对中国参战的重要人物”，周恩来“把他对斯大林的访问看作是阻止中国参与朝鲜战争以及把解救金日成政权的负担全部压在斯大林肩上的最后机会”。[插图]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尽管中国领导层内部最初对出兵朝鲜的问题有不同看法，但在10月5日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出兵援助朝鲜的方针后，就已经统一了认识
📌 此外，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后来的谈话中都曾提到了这个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周恩来也说：“我们出兵就是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周恩来还说：“我们问：能否帮空军？他动摇了，说中国既有困难，不出兵也可，说北朝鲜丢掉，我们还是社会主义，中国还在。”“我们只要苏联出点空军，这样我们就可以去了，没有空军有困难。斯大林说空军不能派。”[插图]
📌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判断，中苏领导人黑海会谈的初步结果应该是：由于苏联空军无法与中国军队同时出动，故中国也暂不派军队入朝作战，同时建议金日成撤离北朝鲜。这个结果是周恩来和斯大林共同认可的。
📌 斯大林之所以要在中国出兵两个月后再出动苏联空军，一方面是对毛泽东“犹豫”数日后才决定出兵的意图有所怀疑，对中国出兵是否能达到预期的军事目的没有信心，另一方面，正如有些学者推断的，10月8日，即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的第二天，两架美国喷气式战斗机袭击了苏联滨海地区苏哈亚市附近的一个机场，这一事件被斯大林看做是美国提出的警告，从而变得更加谨慎了
📌 尽管苏联一再忍让退缩，联合国大会还是于10月7日通过决议，批准了联合国军对整个朝鲜领土的占领，美国军队以此为据于当天越过三八线，开入朝鲜境内。更有甚者，10月8日下午4时，两架美国F-80战斗机侵入苏联滨海地区领空作低空飞行，并对苏哈亚河地区距边境100公里的一个军用机场进行机枪扫射。对此，苏联的反应仍然极其平静：既没有派飞机升空迎敌，也没有使用地面机枪和高炮进行还击。
📌 素。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一支真正的空军部队，一旦战争打起来，在空军方面只能依靠苏联。
📌 其他与会者，虽然苏联空军在战争开始阶段不能进入朝鲜，但斯大林已答应对中国领土实行空中保护，并向中国提供大量军事装备。会议最后决定，即使暂时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在美军大举北进的情况下，不论有多大困难，也必须立即出兵援朝。14日，毛泽东与彭德怀、高岗详细研究了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方案。[插图]
📌 毛泽东解释说，“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总之，“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毛泽东要周恩来留在莫斯科几天，与斯大林商定以贷款方式购买苏联军火及苏联空军按时出动事宜。[插图]
📌 苏联只能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作战。[插图]这无疑是向中国领导人表明，中国军队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不要指望会得到苏联空军的帮助。斯大林为何又突然改变了主意？就目前掌握的史料，还难以作出准确判断。笔者猜测，很可能还是因为斯大林对中国的意图和能力有所疑虑。从1949年调停国共和谈问题的争执，到1950年初中苏条约谈判的较量，毛泽东两次迫使斯大林作出让步，这不能不让斯大林怀疑：毛泽东是否会心甘情愿地听从莫斯科的指挥？
📌 出动，也只能帮助保护中国领空，而不能入朝协同志愿军作战。毛泽东再次召彭德怀进京紧急磋商，最后仍决定，志愿军所有部队照原计划于19日开始过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军队只能凭装备低劣的陆军单独与占有海空优势的联合国军作战，能否取胜或迟滞敌军北进，毫无把握。
📌 正如前文所说，金日成是苏联选择和培养的领导人，对斯大林言听计从。作为苏联在远东安全的门户，斯大林也一直把朝鲜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例如，新中国建立后，朝鲜是否可以与中国建交，何时建交，都要经过斯大林的首肯。中朝之间是否需要签订一个同盟条约，何时签订，也要听从斯大林的旨意。
📌 一旦朝鲜政权的存亡受到威胁而中国袖手旁观，那么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以及中共作为马列主义政党的形象，无疑将受到极大损伤。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只有出兵援朝，才能真正全面地掌握亚洲革命的主导权。在10月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怎样说，心里也难过。彭德怀由此联想：常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比资本主义阵营强大得多，我们不出兵救援朝鲜，那又怎样显示得出强大呢
📌 对于毛泽东来说，解放台湾是他前半生可以为中华民族做的最后一件大事。而美国对台湾的行动，在毛泽东看来，就等于是对中国宣战。[插图]这不仅是因为第七舰队的入侵在军事上阻碍了解放台湾的战役，更严重的是“台湾地位未定论”意味着在法律上剥夺中国统一的合法性。毛泽东的确被激怒了，他本性中的革命热情和好斗精神再次被激发出来
📌 尽管到7月初毛泽东还没有最后确定把自己的攻击力量放在台湾和朝鲜两个方向中的哪一边，但是有三点是十分肯定的：一是这两个方面的挑战或者威胁都是来自美国；二是毛泽东已经决心应战美国；三是按照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一贯战略思想，他必须在台湾和朝鲜南北两个方向上作出选择
📌 现在的史料表明，在联合国军向鸭绿江挺进时，美国的确没有任何侵犯中国的意图。早在8月25日，那时联合国军在朝鲜正节节败退，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文件(NSC73/4)就规定，战争必须限制在朝鲜范围之内。无论中共部队是有组织地公开投入朝鲜战争，还是进攻台湾、澎湖列岛或印度支那，都不要使美国军队卷入一场与共产党中国的全面战争
📌 [插图]为此，美国政府多次否决了麦克阿瑟将军关于封锁和轰炸中国的提议。[插图]至于1950年8—9月美国飞机对安东（丹东）的扫射和轰炸，很可能就是偶然事件。笔者曾对时任安东市委书记的高扬进行采访，得到的回答是，在中国出兵之前，落在安东市的炸弹只有一两个。[插图]根据丹东市的档案记载，1950年11月以前，美国飞机只是偶尔对该市进行过袭击
📌 毛泽东不会忘记，1945年斯大林就是借口对日作战，出兵东北，从而迫使蒋介石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城下之盟。
📌 新中国领导人在东北问题上与苏联进行了艰苦谈判，才迫使斯大林接受了限期归还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的协定。很有可能，“东北王”高岗与莫斯科的特殊关系也是毛泽东在考虑东北命运时的心腹之患。因此，一旦让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而苏联再次出兵东北，那么其结果必然是：无论战争胜败如何，中国都无法保证对东北的主权不受损害。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做法，当然是把战争阻止在国门之外了。当然，毛泽东关于国家安全和主权的考虑可能还有更多的内容，比如斯大林在电报中提到的台湾问题、日本问题等等。
📌 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的是一个经过多年战乱洗劫的贫穷落后的国家，国内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国外是帝国主义的敌视和压迫，再加上蒋介石虎视眈眈，伺机反攻大陆，新政权的巩固自然是中共的第一要务。所以毛泽东常说，夺取全国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共产党擅长组织农民土改，发动武装斗争，鼓动社会舆论，但是完全没有从事经济建设和管理城市的经验，更没有登上过国际舞台。因此，无论是对内发展经济，稳定社会，还是对外开展国际斗争，抵御帝国主义侵略，新中国必须借助社会主义苏联的力量，这就是毛泽东决定与苏联结成同盟的政治基础，也是新生政权得以巩固的基本条件。
📌 毛泽东此时所说“即使打不过美国也要打”，就说明他考虑的已经不是军事上的结果，而是如何取得斯大林的信任问题了。中共要保持革命的成果，要保存新生的政权，现在只能依靠苏联的帮助，只能依赖中苏同盟条约，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其前提就是要通过出兵朝鲜、决心与美国单独作战来取得斯大林的信任。至于在这种条件下出兵的结果，毛泽东只能寄希望于斯大林履行中苏同盟条约的义务了。如果说这是一次赌博，那么毛泽东赌赢了。
📌 归纳起来，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十分贴切地反映了毛泽东对出兵问题的全部考虑：对社会主义阵营承担的国际主义责任，把美帝国主义作为直接对手的革命情结，保护新中国安全和主权的领袖意识，以及保持中苏同盟战略态势的深层思考，这四个因素构成了毛泽东决策出兵的基本动机和目的
📌 毛泽东决心出兵朝鲜是有多重考虑的，而在不同的外部环境下，考虑的重点有所不同。但是，取得斯大林的信任，借助中苏同盟条约的庇护保证中共的新生政权则是贯穿始终的，也是其最后决定的动机所在。如果说在对外战略决策中应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的话，那么，毛泽东的这些考虑，无论是对他本人，还是对他的党，乃至对他的整个民族和国家，无疑都是适合的，最终都体现为对美国越过三八线决策所作出的合理反应。至于谈到革命，毛泽东决心出兵的最后动机与其说是为了推动革命的发展，不如说是为了保存革命的果实。
📌 但是，取得斯大林的信任，借助中苏同盟条约的庇护保证中共的新生政权则是贯穿始终的，也是其最后决定的动机所在。如果说在对外战略决策中应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的话，那么，毛泽东的这些考虑，无论是对他本人，还是对他的党，乃至对他的整个民族和国家，无疑都是适合的，最终都体现为对美国越过三八线决策所作出的合理反应
📌 斯大林对毛泽东还是不放心，他一直拖延给空军部队下达作战命令，就是要等到中国军队真正开始战斗。[插图]直到10月25日入朝的志愿军与联合国军遭遇，并打响抗美援朝的第一枪后，斯大林才相信，中国共产党不是民族主义者
📌 不是“亲美分子”
📌 [插图]11月1日，苏联空军首次在鸭绿江上空投入战斗。这一天，别洛夫航空师的米格15飞机从沈阳和鞍山两个机场各起飞8个架次，在安东一新义州上空击落了2架美国F-82飞机，高射炮还打下2架，而苏方没有任何损失。在11月1—12日的几次战斗中，共击落美国飞机21架，其中包括2架B-29战略轰炸机。
📌 在两个月的战斗中，苏联空军3个师共出动飞机1079架次，击
📌 落敌机68架，其中B29战略轰炸机12架，苏方仅损失飞机9架、牺牲飞行员7人
📌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延长了几百公里的中朝联军后方供给线受到严重破坏，“兵员、弹药、粮食全无补充”，志愿军战士甚至“赤脚在雪里行军
📌 斯大林对于使用苏联空军问题的考虑，确实比中国出兵前有了根本的改观。显然，如果不是对毛泽东和中国军队有了信心和信任感，他是不会这么做的。
📌 “米格-15歼击机已成为美国飞行员越来越感到恐惧可怕的敌人”。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令美国飞行员闻风丧胆的“米格走廊”。
📌 有的则涂上朝鲜飞机的颜色；所有苏联飞行员都要穿上中国的军服，并写下保证书，宣誓决不泄露他们曾到过朝鲜作战；苏联飞行员还奉命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在空中通话时使用俄语。最为重要的是，绝对不能有苏联飞行员被俘。
📌 斯大林所顾虑的，当然是担心苏联空军参战的事实暴露以后，激化美苏之间的矛盾。斯大林不愿意留下任何痕迹，让人觉得苏联人参与了朝鲜战争
📌 尼采对后来的访问者说：“如果我们公布真相，公众将要求我们对此采取相应的行动。最终，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只能是扩大战争，卷入与苏联更加严重的冲突。”因此，艾森豪威尔政府一直将这一消息“束之高阁”，因为如果“泄露出去，将形成与俄国开战的巨大压力”。正是华盛顿与莫斯科的这种默契，使苏联空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历史真相沉寂了40年。
📌 空战1872次，击毁敌机1106架，自身损失飞行员120人、飞机335架。高炮师击毁敌机153架，自身阵亡68人，损失高炮6门、探照灯1台。此外，中朝联合空军投入作战的有10个航空师（中国7个、朝鲜3个），共实施战斗起飞22300架次，空战366次，击毁敌机271架，自身损失飞行员126人、飞机231架。由此可见，苏联空军在朝鲜战争的空战中发挥了主要且不容忽视的作用。
📌 无论毛泽东出于什么考虑，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朝鲜无疑是在危急关头挽救了金日成及其政权，同时也让中国站在了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沿阵地。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并肩作战，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社会主义的东方阵线”，就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传为佳话
📌 朝鲜党征兵问题异常严重，16—45岁男子全部征调入伍。入伍工人家属无人过问，一般群众没饭吃”；
📌 实际上，中国领导人从来没有考虑过把军队交给朝鲜指挥，而是要求中朝两军联合行动，统一指
📌 7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高岗说，斯大林16日复毛13日电，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并已将此电告金日成和什特科夫
📌 1月9日上午，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得知在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后也表示反对。他不满地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虽经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耐心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己见
📌 [插图]同一天，斯大林来电称，为避免国际上对中国的责难，建议由志愿军控制三八线以北及其两侧海岸，而令人民军继续南进追击
📌 3个战役下来，志愿军减员已达9万多人（含冻伤及少数逃亡4万人）
📌 金争辩说，不能消灭敌人，扩大领土也是很重要的。彭德怀说，扩大领土不如首先消灭敌人。消灭了敌军，自然就得到了领土。金日成坚持认为，目前多占领土，增加入口，才有利停战后的选举。彭德怀认为不必多考虑这些，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多打胜仗，消灭敌人。由于双方争执不下，彭德怀这时拿出毛泽东9日电交给金日成。金日成则称他谈的不是个人意见，而是劳动党政治局的集体意见，于是打电话叫朴宪永星夜赶来。
📌 你们把战争胜利寄托于侥幸，把人民的事业拿来赌博，只会把战争再次引向失败。志愿军休整补充需要两个月，一天也不能少，可能还要三个月，没有相当的准备，一个师也不能南进。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轻敌的错误意见。如果你们认为我彭德怀不称职，可以撤职审判，可以杀头。彭德怀接着根据毛泽东来电的意见指出：由仁川至襄阳线以北，全部海岸警戒和后方维持交通，由志愿军负责。人民军4个军团约12万人已有两个月休息，归你们自己指挥，照你们的愿望继续向南前进。美军果然如你们想象的那样退出朝鲜，我自当庆祝朝鲜解放万岁，如美军不退走，志愿军按预定计划南进作战。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只得表示人民军还没有准备好，元气也未恢复，不能单独前进，承认确有速胜情绪，并勉强同意志愿军休整两个月。
📌 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间在军事指挥上的争论后，曾在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毫无疑义，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称赞彭德怀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
📌 金日成只是在北京和莫斯科的压力下勉强接受了休整的主张，而把怀疑和不满深深地埋藏在心底。苏联驻朝鲜大使后来报告说：“当美国人已经准备从朝鲜撤出的时
📌 候，中国人却离开水原回到三八线地区，他们放弃了大规模的进攻行动，经常派出一些没有准备的军队去参加进攻行动，明显地追求在三八线地区停止战争——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在朝鲜领导人心目中的威信，尽管朝鲜人也清楚，中国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插图]直到战争结束后很久，在朝鲜党内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中国的志愿军似乎不愿意在1951年初武装干涉者遭到失败时彻底解放朝鲜。可见此事对金日成的刺激之深。
📌 金日成却仍然急于求成，反对战争长期化的打算，要求中朝联军6月末至7月中旬再发动一次总攻。毛泽东只得请金日成于6月3日抵达北京进行商议。经过商谈，金日成同意6—7月不发动进攻，但还是要求经过准备在8月发动一次反攻。[插图]毛泽东无奈，只好要求斯大林接见金日成和高岗，同时希望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参加会谈。经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岗乘苏联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斯大林详细询问了中方关于停战谈判的意见后，表示同意，并给毛泽东回电：“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金日成无法再坚持己见，朝鲜战争由此进入边谈边打的阶段。[插图]
📌 金日成回到朝鲜后，心情十分沮丧，认为苏联在联合国的代表马立克6月23日呼吁停战谈判的发言“是中国力图达到停战和摆脱援助朝鲜这一负担的最明显的表示
📌 特别是当7月27日毛泽东通知金日成，如果美国人坚持将现有的前线作为分界线的话，那么中国人认为可以向美国人做出让步时，金日成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立即答复说，“这种让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意味着对朝鲜的“严重政治打击”。金日成甚至对朴宪永说：“我宁愿在没有中国人的帮助下继续进行战争，也不愿意做这种让步”。
📌 不过，拉祖瓦耶夫注意到，“最近数月来，朝鲜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明显地冷淡了，朝鲜人更加坚定了依靠苏联的方针”。[插图]
📌 问题竟胶着在毛泽东起初认为最容易解决的战俘问题上。此时，毛泽东主张把战争继续下去，而在和平谈判问题上坚决不能让步，但朝鲜方面却希望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尽快在停战谈判协定上签字。斯大林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再次支持了毛泽东。
📌 金日成还认为，中国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都是以前蒋介石军队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为了他们去斗争
📌 有特别的意义。”“金日成指示南日弄清楚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建议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
📌 没想到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而拖延下来，“这使朝鲜领导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议中国同志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并争取签订停战协定”。显然为了照顾朝方的意见，7月3日，中朝代表团提出新建议：除了非朝鲜籍战俘仍需全部遣返外，同意朝鲜籍战俘无须全部遣返，“即其居住地在敌对方的朝鲜籍战俘应返回敌对方领土；在应召入伍前居住于俘获方领土上的朝鲜籍战俘，应全部留在原处并应被释放遣送回家”。[插图]但是美国方面不顾中朝方面的一再退让（包括已不再坚持遣返全部被俘人员），于7月13日提出了总共遣返83000人（包括人民军被俘人员的80%和志愿军被俘人员的32%）这个基本数字，并声称这是最后的、坚定的、不可改变的方案。[插图]面对最后选择，中朝之间再次发生分歧。
📌 金日成却抱怨说，由于消极防御的方针，敌方轰炸给朝鲜的城市和平民带来了极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拒绝接受敌方的条件。虽然他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还是希望尽快停战：“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被动的局面中摆脱出来。”
📌 1950年11月17日彭德怀致电军委，拟在战役发起前释放100名战俘，以动摇敌人军心。18日毛泽东复电，“释放一批战俘很对。今后对战俘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
📌 1951年11月中朝商定，为便于释放战俘工作，以后韩国战俘交由人民军管理，而志愿军只管理其他国家的战俘。[插图]这样，中方实际看管的战俘人员十分有限，没有多少谈判的本钱，这大概也是中国主张“全部遣返”的原因之一。而朝方出于战后经济建设需要劳动力的考虑，则暗地里扣留了大量战俘
📌 斯大林首先指出，美国人想按自己的主张解决战俘问题，而根据国际法，交战各方必须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战俘。斯大林问，毛泽东对战俘问题是怎样考虑的：是让步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周恩来简要地介绍了在这个问题上中朝之间存在的分歧，并表达了毛泽东“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
📌 斯大林还提出了一个更能触动中国领导人神经的问题，他提醒周恩来说：“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
📌 显然，在停战谈判问题上，金日成考虑的是朝鲜的实际利益：既然无望在战争中取胜，那么最好在维持现状的前提下尽早结束战争，转而进行经济建设，巩固其对朝鲜北方的统治。而毛泽东因其对亚洲革命负有的领导责任，则必须着眼于两个阵营之间对抗的总体形势，着眼于社会主义阵营在东北亚乃至整个亚洲的安全利益。惟其如此，在中朝之间发生分歧时，毛泽东才屡屡得到斯大林的支持
📌 彭德怀没有理会金日成的主张，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按自己的意愿发动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阵地突破战，并取得成功。[插图]
📌 1953年朝鲜战场一切军需用品和军工生产材料的供应。斯大林明白，正如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强调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是在为苏联而战，为世界革命而战。[插图]所以，苏联有义务满足中国的要求。斯大林对形势的估计与中国有所不同，他在12月27日的复电中认为，1953年春季美国可能进攻的想法反映的是杜鲁门政府中军人的计划，而艾森豪威尔上台则完全有可能改变这些计划。尽管如此，但他还是支持毛泽东应做最坏的准备。至于在1953年1—4月供应624门各式火炮和235.5万发各种炮弹的要求，斯大林说这超出了苏联的供应能力，因为按原计划苏联应在1953年向中国提供20个师的武器和弹药，其中已有1320门火炮和80万发炮弹。不过，考虑到中国所说的情况，斯大林答应1953年再增加供应332门火炮和60万发炮弹。
📌 考虑到苏联战后的经济实力，斯大林能够如此不厌其烦地满足中国的请求，也算是尽力而为了。当然，究其根源还在于苏联与中国的基本利益和方针的一致性。对于斯大林来说，最有利的局势是处于不战不和的状态，既不扩大战争——以免将苏联卷入冲突，也不实现停战——以便把美国长期拖在朝鲜战场。[插图]
📌 在朝鲜领导人越来越感到战争造成的疲惫不堪，越来越感
📌 到必须停战的时候，中国志愿军部队则是“决心大、信心足、情绪高”，准备打好赢得最后胜利的“过关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针对美国新政府宣扬的“放蒋出笼”、封锁中国等威胁性政策，毛泽东于2月7日做出了铿锵有力的回答：中国准备将战争进行下去，“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插图]
📌 斯大林晚年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使苏联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的状态之中，这不仅表现在国际关系方面和国内社会生活方面，而且发生在斯大林身边，甚至连莫洛托夫和贝利亚这样长期追随斯大林左右的核心人物，也感到自己的地位和生命受到威胁。因此，一种不安和不满的情绪早已弥漫在苏联的权力中心，人们迫不及待地企盼着可以自由呼吸的那一天
📌 当克里姆林宫的掌权者确认他已经不会再康复的时候，于3月5日晚紧急召开了一次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确定苏联党和国家新的领导班子，调整党和国家的组织机构，并任命一些重要部门的领导人。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几个月前斯大林在苏共十九大对领导班子的调整又被完全恢复过来。在重新任命的名单中，斯大林仍然保留了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的职务，而且排在第一位，但其他所有职务都已经被解除。在斯大林弥留之际做出的这个决议，与其说是斯大林继承人之间的斗争，还不如说是莫斯科转而实行“新方针”的前奏。无论出于什么目的，苏联新领导人都在积极地，甚至是争先恐后地推动一场对内对外政策的全面转变。如同贝利亚在他管辖的内务部范围内实行改革一样[插图]，在国内政策的农业问题、乌克兰民族问题，以及对外政策中处理东欧和德国问题，与土耳其、希腊、以色列、南斯拉夫、芬兰和奥地利的关系等一系列方面，新方针正在悄然兴起。自然，在这一切变化当中，首当其冲和最引人注目的是对结束朝鲜战争的立场的转变。
📌 周恩来3月8日抵达莫斯科，在参加斯大林的葬礼活动后，
📌 封信多少还带有一些斯大林的大国主义遗风。不过，在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交往中使用这种命令式的口气，这恐怕是最后一次了，因为莫斯科很快就感受到了北京的自主精神和外交压力。
📌 在实现停战的总方针上，毛泽东尊重了莫斯科的意见——主动提出让步，而在具体谈判和结束战争的实施过程中，中国完全是自作主张——继续实行边打边谈、打谈结合的策略。在这方面，反倒是苏联领导人依从了毛泽东的决定。
📌 ：毛泽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决心派兵入朝作战，表明中共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忠诚，同时也在实际意义上让中国承担起亚洲革命领导者的责任。由此，中苏同盟得到巩固，毛泽东也取得了斯大林的信
📌 任。于是，中国在战争中的主张往往得到苏联的支持。由于大规模、持续不断地派遣军队进入朝鲜，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掌握了中朝方面对于战争的战略和策略的实际主导权，而斯大林则不得不放弃战前苏联对朝鲜的完全控制。而在中苏两个大国团结一致的情况下，朝鲜只能“忍辱负重”，采取服从的态度。尽管在中朝之间发生分歧和矛盾时，最后都是朝鲜依从中国的主张，但毛泽东的本意并非要侵犯朝鲜主权、干涉朝鲜内政，也没有像斯大林战前那样追求对朝鲜的控制。金日成有一种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又要在朝鲜建立起他个人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而朝鲜劳动党内部派别林立，其中构成威胁的主要是南方派、莫斯科派和延安派。特别是在战争的环境中，延安派成员多为军事领导干部，并与入朝作战的中国军队保持着密切联系，这无疑令金日成感到不安。这种心理障碍，再加上中国军事领导人时而表现出来的对朝鲜指挥和作战能力的轻视，使得中朝高层之间缺乏一种超脱意识形态的真诚和信任，从而给他们的同盟及合作带来了困难，同时也为战后中朝关系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 这一切迫使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与苏联的交往中经常处于种被动的和服从的地位。就毛泽东的性格而言，这种情况是难以持久下去的。这里无疑隐含着一种令克里姆林宫新主人忧心的危机，如何处理中苏同盟关系中这个潜在矛盾，则是斯大林的继任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在朝鲜战争中，斯大林倒下了，毛泽东站立起来，中苏关系由此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插图]朝鲜停战军事分界线略图
📌 朝鲜战争本来有可能在1951年初实现停火，并进入停战谈判的阶段。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确有一次决策性的失误，但不是在危急关头做出的派兵入朝作战这个决定，而是在应该停战谈判的时候没有及时接受联合国的停火议案。正是这一决策及其不明智地表达的结果，使中国彻底失去了在朝鲜战场及国际舞台上的有利地位，而在政治、外交、军事等各方面陷于被动局面。
📌 然而，当战场形势变得越来越有利时，中国对停战和谈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第一次战役取得胜利后，毛泽东在11月13日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特意加写了一句话：“据我的观察，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11月18日又电告彭德怀：“美英法对我毫无办法，悲观情绪笼罩各国，只要我军多打几个胜仗，歼灭几万敌军，整个国际局势就会改观。”
📌 [插图]毛泽东在修改这一声明时，在谈到中国关于和谈条件的地方特意加了两条：美军撤出台湾、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并说“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解决，离开这几点是不可能的”。[插图]听到这一消息，三人委员会陷入一片混乱，B.N.劳垂头丧气，一声不吭，皮尔逊则溜之大吉，索性回国了。[插图]
📌 为此，毛泽东还强调，休整时要“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动员”，要树立“不消灭韩（朝）鲜境内的敌人不回国”的观念。至于三八线，如同毛泽东29日电所说：“所谓三八线在人们脑子中存在的旧印象，经过这一仗，也就不存在了。我军在三八线以南或以北休整，均无关系。”[插图]由此看来，毛泽东做出这样的决定，主要并非受到来自平壤或莫斯科的压力，而是出于他自己的战略考虑。这种考虑，已经预示了联合国停火议案的命运。
📌 占领汉城后，毛泽东接受了彭德怀关于全军休整的意见，并支持彭德怀顶住了金日成和苏联顾问要求继续南进的压力。[插图]然而，如前所述，毛泽东（包括彭德怀）这样安排，并非是想就此罢手，而是考虑如何为下一次决定性战役做好充分准备，以彻底打败美军。第三次战役结束时，1月8日志愿军党委下达了关于休整期间任务的指示：今后的中心问题在于全党全军努力克服困难，充分准备，总结经验，提高战术、技术，争取在下一战役开始后，连续作战，一气呵成，全歼敌人，全部解放朝鲜。这就是下一战役的奋斗目标。
📌 月17日，美国代表奥斯汀在政治委员会就周恩来的复电发表了长篇讲话，指责中国接连三次拒绝国际社会的和平努力，蔑视联合国的和平诚意，并指责中国所谓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要求是有意让中国军队留在那里，因为志愿军可以归入朝鲜军队的序列。奥斯汀还把中国称为侵略者，呼吁政治委员会应立即研究并提出制裁侵略者的建议
📌 [插图]周恩来的声明在很多国家产生了不良反应。尽管印度总理尼赫鲁认为，从文件看中国政府并非彻底拒绝联合国的决议，印度代表B.N.劳在政委会发言也认为，中国政府的答复不是对三人委员会原则的正面拒绝，而是“部分接受，部分拒绝，部分要求解释，部分则是一套反建议”。而中国的这些反建议，“显然有再加讨论与谈判的余地”。但中国的做法却引起了三人委员会另一个成员的不满，皮尔逊发表声明宣称，“北京拒绝联合国之建议，即关闭了解决远东诸问题之途径”。甚至一向支持接收中国加入联合国的英国也公开表态，“同意谴责中国支持侵略者的干涉行为”，尽管它不主张在现阶段采取新的重要决定。[插图]
📌 相反，在美国的鼓动和策划下，联合国大会终于在2月1日通过决议，认定中国政府“在朝鲜从事侵略”。
📌 28日毛泽东回电，否定了彭德怀的建议，理由是“敌人正希望我军撤退一段地区，封锁汉江，然后停战”。所以，毛泽东反而要求中朝联军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消灭2万—3万敌军，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地区。此后休整2—3个月，再发动“带有最后性质的第五个战役”。[插图]斯大林很快致电毛泽东，对他的决定表示肯定和支持。事实证明，毛泽东和斯大林对敌方战略意图、敌我力量对比以及战局发展趋势，都做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发起第四次战役后，历经两个多月的艰苦战斗，虽给敌人以重大消耗，但中朝联军进军三七线以南的作战目标根本无法达到。相反，联合国军不仅攻占了仁川、金浦和汉城等战略要地，而且全线突破中朝联军的阵地，再次进占三八线以北地区。在随后发动的第五次战役中，中朝联军虽然打过三八线，消
📌 灭了敌人几个师，但没有达到“粉碎敌人计划，夺回主动权”的战役目标，而不得不停止进攻，提前结束战斗。联合国军则于5月20日发起全线反击，中朝军队被迫撤退，并遭受极大损失。[插图]最后，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双方均无力再发动大规模进攻，而开始考虑停战谈判问题。
📌 至此，毛泽东终于明白，中国已经失去了在有利条件下进行和谈的实力地位
📌 如果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阴谋，那么也不是议案本身，而是赌博性地对议案投了赞同票后等待中国的拒绝。应该承认，正是因为中国拒绝了该议案，才使美国的阴谋得逞，并把自己的被动地位转移到中国一边。其实，真正需要“喘息”的不是美国军队，而是中国军队。所以，退一步讲，即使中国不接受十三国提案，至少也应该接受三人委员会的停火议案
📌 如果中朝联军打到三八线时接受停火建议，或者打过三八线以后即接受停火议案（甚至主动退回三八线），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是对中国极为有利的
📌 当志愿军把美国军队赶过三八线时，毛泽东赖以决定介入战争的考虑基本上都已经变成了现实：在政治上，中国挽救了朝鲜，履行了所承担的国际主义责任和义务，从而大大提高了自身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在外交上，中国敢于单独出兵与美国作战，完全满足了斯大林的要求，也为中苏同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适时地开始停战谈判，也一定会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
📌 虽然在把握进攻的时间上谨慎一些，但还是确定了一个超越中国现实能力的军事目标。打过三八线已属冒险，还要继续作战把美国人赶下海就更是力所不及了。从军事角度讲，由于错误地估计了敌我力量的对比，毛泽东在志愿军处于强弩之末的时候，犯了一个超越“进攻顶点”的决策错误。[插图]这一决策，不仅在于超越了既定的政治目标，还在于超越了自身的现实条件。
📌 纵观整个朝鲜战争及其结局，中国人是有理由感到骄傲的。这场战争的确使中国在世界上恢复了一个大国和强国的形象。在此前屈辱的一个世纪内，中国对西方和日本屡战屡败，不是大量割地就是巨额赔款。而在长达33个月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战争中，中国以弱抗强，竟然能够坚持到底，且与美国代表平起平坐地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不能不令世人对新中国刮目相看
📌 特别是在1951年1月拒绝了联合国的停火议案时，其战略目标已经从“把美国军队赶过三八线”改变成“把美国军队赶出全朝鲜”，而在随后的两年半中，这一目标并未实现。当1953年7月战争双方大体沿着三八线实现停火时，中国仍然可以说实现了最初的战略构想，也可以说达到了出兵朝鲜的目的。不过，必须承认，由于1951年初的战略决策失误，使中国付出了本来可以避免的
📌 志愿军在整个战争中阵亡11.4万人，因伤病致死3.46万人，负伤25.2万人（38.3万人次），失踪2.56万（其中被俘2.1万）人，总计损失兵员达42.62万人。[插图]在这些损失的兵员中，属于前三次战役，即在拒绝联合国停火议案前战斗中伤亡和失踪的人员共4.72万人（未计冻伤人员）。[插图]美军在整个战争中阵亡3.36万人，负伤10.33万人，被俘或失踪0.51万人，总计兵员损失共14.2万人。[插图]如此计算下来，在整个战争中，中美双方的军队损失比例大约为3:1。从战争结局看，中美之间基本上打成平手，但中国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却比美国要大得多。
📌 中国决策的失误就在于不仅拒绝这一提案，而且还指责其为美国的阴谋，结果伤害了许多国家的感情。1月30日联大政治委员会即以44票对7票（7票弃权）通过了美国提出的控诉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这无疑表明了联合国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失望。
📌 但在中国拒绝了联合国的建议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不仅多数国家的立场转向不利于中国，美国政府也迅速加强了对蒋介石政权的援助。根据国务院的要求，1951年2月杜鲁门政府专门拨出5亿美元，作为对国民党陆军的无偿援助。此外，美国国防部还为援助台湾准备好了价值520万美元的海军装备和1600万美元的空军装备。[插图]1952年美国又向蒋介石提供了大约3亿美元的援助。
📌 两岸统一变得更加困难重重。从国际政治格局的更为广阔的视野观察，人们发现，战争结束以后，世界并没有得到和平和安宁。朝鲜战争大大加剧了以美苏对抗和两大阵营对峙为特征的冷战状态。中国介入朝鲜战争被看作是“国际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冲突延长两年多的结果是助长了在战争爆发后出现的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如军备竞赛和北约扩充及其军事化，同时也无限期地消除了任何残存的一点恢复中美友好关系的希望。[插图]战争使美国对外政策更深地陷入了僵硬的冷战立场，其结果不仅让美国最终背上了蒋介石这个它曾经一再想摆脱的包袱，还迫使美国不断加强军备，扩大其在经济和军事上所承担的义务，并由于实施对华遏制方针而迈出了通向越南战争
📌 中国的参战，特别是顽固地拒绝联合国议案，被西方认为是社会主义阵营统一指挥的杰作，是莫斯科的命令使然，其结果之一是在西方国家看来，中苏确实已成为“铁板一块”。[插图]中国终于被牢牢地捆绑在本来是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冷战战车上，甚至由于毛泽东那被战争激发出来的革命冲动而比苏联更深地陷入了与美国敌对的漩涡。
📌 总而言之，中国出兵朝鲜的主观动机和客观目的本来是合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但在轻易地取得意外胜利的情况下，毛泽东又提出了脱离现实条件的战略目标——把美国人赶下海；中国这次决策的根本失误在于错过了在有利条件下及时停战的历史机会；同美国越过三八线时所犯的决策错误一样，中国失误的主要原因也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中国虽然最后也算实现了其出兵的最初目标，但付出了不必要的重大代价，而最后被迫放弃消灭和驱逐美国军队本身，则证明了其修改战略方针的失误。60年后回顾这场代价巨大的战争及其结局，从军事上讲，通过朝鲜战争，在第二次世界
📌 大战结束不久，人们就总结出了“局部战争”和“有限战争”的概念。[插图]那么在更广阔的政治层面，是否可以说，是朝鲜战争第一次告诫了世人：在大国之间，特别是当他们掌握了核武器之后，战争是不会有最后赢家的？！
